本篇文章百科互动给大家谈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敏:促进污染减排和碳减排的协同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需要消耗能源。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研究院院长邵敏介绍，“碳达峰”就是我们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而到2060年，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要采取植树、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这就是“碳中和”。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啥意思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意思如下：
降碳是从控制能源消耗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三碳创新。减污是从宏观大尺度到最后一公里的四个攻坚战。减污的四大攻坚战是水、气、土壤加上垃圾分类处理攻坚战。扩绿是从生态修复到生态产品服务的三个服务。
增长是从褐色增长到绿色增长的四个结构转型，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建设用地结构。
碳达峰碳中和的知识如下：
刘世锦指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绿色转型。如果说绿色发展以往更多为环保、能源等领域所关注，实现双碳目标已成为现阶段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由于认识有偏差、机制不到位。
前段时间在部分地区和行业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甚至拉闸限电等情况。应认真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及时关注并纠正这些倾向性问题，立足我国现阶段国情，尽快形成减碳、降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刘世锦解释，首先是因为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有重要区别。“发达国家已经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进入服务业为主增长阶段，常规污染问题基本解决，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好，经济转入成熟期，绿色转型主要是碳减排的问题。
而我国除了碳减排之外，常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还没有过关，更重要的是，我国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
刘世锦还指出，这种协同机制不会弱化而是有利于降碳。“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有较高的同源性，减碳与降污具有较强协同效应。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扩绿。”
论气候变化下的国家责任
论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发展与挑战
承担大国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
法者，理也，源于生活，体现公平、正义。律者，束缚也，意味着规则。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谈到法的精神，他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事物都离不开法律，法律调整社会形态中各种关系，法律也应被放到最高的地位。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揭示“法”之内涵，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换句话说，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其实质意义是通过法律条文体现法治思想、构建法律制度的社会规则。总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法律是调整人类社会内部还有与生态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凌驾于各种关系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规则。
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其次，“大国责任”就是以尊重整个人类发展为前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各项义务。所以“大国责任”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遵循法的精神，在各项国际法的规则下，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站在法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气候问题，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确保国家发展空间的同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开始通过政治谈判寻找具体对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产物，而其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请见下图)。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做出为缔结防止气候变化公约开始政府间谈判的决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达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21世纪议程》和防范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且实现稳定在这一水平的时间范围应当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虽然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是在政策上却无法落实。由于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立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绝大多数都不能实现预期到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削减20%的目标。
(二)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1日~11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又称京都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为发达国家规定了量化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任何减排或限排义务，符合“柏林授权”的精神和规定。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内要将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减少5.2%，而对发展中国家未规定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就减排途径提出了3种灵活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排放贸易(ET)。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目前共有129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政府于2002年正式批准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三)巴厘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全球各地的政府——其中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致同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它的意义在于巩固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国际法地位，为下一步的国际气候谈判确定了具体目标和方向。“巴厘路线图”包括《巴厘岛行动计划》(BAP)，其中列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新的谈判进程，目标是在2009年以前完成。这一路线图也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下目前的谈判和2009年完成的目标，此部分将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进一步量化的减排承诺，以及针对关于技术、适应和减少毁林所引起的排放等关键问题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谈判。
(四)哥本哈根会议
随着2012年的迫近，后京都谈判面临严峻的挑战。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主要原因是时间非常紧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最新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一再呼吁，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造成最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采取行动越晚，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从历史经验看，《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自1995年启动，到1997年签署，再到2005年生效，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而后京都谈判2005年才正式启动，为了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衔接，避免国际气候制度出现“真空”，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必须要在2013年生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多个场合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在2009年时达成一致，并使之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生效”。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各方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备受各方广泛接受的《京都议定书》2012年行将到期，关于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准则，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为这个准则寻求各种可行的蓝本。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环境、经济和政治的混合体。其中，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更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应对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减排方案的设计上，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及目的，都做出了各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一)欧盟的立场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一直以最积极的态度突出于其他国家和集团，强调自己在保护全球环境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其国际表态、宣言和计划上，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没有刻意地减排温室气体，但由于其他经济和政治原因，欧盟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唯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集团。欧盟国家在公约内外，利用各种平台(如8国集团首脑会议、20国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等)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欧盟各国领导人于2007年3月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能源计划，从而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的主要国家采取相似行动则将目标提高至30%，到2050年希望减排60%~80%。
(二)日本的立场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日本由于国内能源资源匮乏，因而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并积极开展潮汐能、水能、低热能等方面的研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日本将充分利用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引领全球并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
在发达国家貌似公平合作的减排方案下，掩盖着巨大的阴谋与野心。他们试图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为目前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在这样的大旗下，要求一切国家共同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并以此否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发展机制”，代之以新的能源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作为新机制。另外主张以市场的方式将他们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无偿或者低价援助发展中国家，也反对无偿的资金援助。其目的不仅是不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以各种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发达国家所坚持的长期稳定目标、时间框架和以国家为排放单位的计算方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首先，发达国家并未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其次，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现实。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已成为“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三)美国的立场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较上届政府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内通过推动相关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外以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同时拉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承担类似的减排责任。美国注重从国家战略安全高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将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统筹考虑，在国内将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重要动力之一，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但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减排将降低美国的竞争力，虽然目前对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态度积极，但近期不太可能确定激进的国内中长期减排目标，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将是渐进的。
主要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法进展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分析并借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目标。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国家相关战略调整，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基本法律框架和原则，而《京都议定书》具体规定的是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这些都仅仅是停留在国际法的领域。而在各国国内法领域，都需要在公约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法律应对体系，使得公约的执行真正落在实处。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依靠国际条约的约束，更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分析并借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目标。
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国家相关战略调整，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英国气候政策体系比较完整
英国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制定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国内气候政策体系。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作为负责气候政策的主要部门，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推出“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自2007年起，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和报告气候变化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
英国还是世界上首个制订法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气候变化法案》于2008年11月26日正式获得议会批准。这项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2020年在1990年排放基础上减排26％；2050年至少减排80％。此外，英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政策措施，旨在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德国气候立法走在前列
作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推手，德国在气候变化战略、立法和政策制定上也走在世界前列。
在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方面，德国于2002年开始着手排放权交易的准备工作，目前已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对所有企业的排放情况进行了登记并发放排放许可，若企业排放超过额定量，就必须通过排放权交易购买排放量，否则就要缴纳高额罚款。
德国还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纳入标注范围。
德国政府还计划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的法律框架，一方面向欧盟递交建议书，推动在欧盟层面上制定CCS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封存的法律框架，以德国环境法规来保障发展CCS技术的措施并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等。
美国新政府大打气候牌
总体上，美国国会有关气候变化的提案基本采取了减排目标和排放贸易体系的思路，在2030年之前的近期目标较为宽松，远期目标分歧较大。
在联邦政府层面，奥巴马政府更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变化作为执政重点之一。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做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但这项法案也包括一些“公平竞争保护条款”，授权政府对来自未采取类似措施国家的产品征收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以立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履行《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于2007年6月4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核能、土地利用和森林保护及技术开发等方面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其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则是保证以上计划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城乡规划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大气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未来可能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表明了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对公约执行的决心，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以立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全面规范从资源输入到废物排放的全过程，将主体从企业扩大到社会；能源作为输入端，通过《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来规范，分别从改变原来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两方面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污染防治法》则是输出端的立法，防治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规定了防治大气污染的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也是中国根据国际环境立法趋势而制定的气候变化的重要法律。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实施效果
这些法律明确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和措施，规范气候变化监测、评估、水资源保护利用、农牧业建设、生态保护、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建设、气候可行性论证等等，提高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衍生灾害的防范能力。明确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和措施，规范各级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产业布局、节能减排、农牧区能源建设、减少废物排放、循环经济、建筑节能方面的职责和义务。
正确看待气候问题以法律手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的发展空间之争、经济利益之争和未来竞争力之争。中国应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确保国家合理的发展空间，争取有利的发展条件。
气候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
目前，围绕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各方争相旗帜鲜明，求主动，谋主导，利益交织，矛盾交错，斗争尖锐，形势复杂多变，但气候变化基本格局和实质并未发生改变，透过这些复杂的形势变幻，我们不难看出问题实质，即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的发展空间之争、经济利益之争和未来竞争力之争。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容混淆
发达国家方面，千方百计逃避自身责任，试图将谈判引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强调发展中大国减排是其突出的表现。欧盟希望继续推进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巩固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但不愿在没有美国和发展中大国参与的情况下独立承担减排义务，目标仍是大力推动美国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参与减排。
日、澳、加等国不愿按照议定书模式继续减排，企图重新制定一项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尽管新任的奥巴马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较布什政府积极，但美立场未有根本改变，试图重新界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经济大国”或“排放大国”概念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最近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向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征收关税，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贸易挂钩，其核心仍是迫使中、印等发展中大国采取减排行动。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等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少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也是所有国家各自发展的需要，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和贡献方式，以实际行动为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反对任何将气候变化与经济挂钩等方式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行为。
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建立。从中长期国家战略来看，无论从资源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还是基于国家发展理念和全球合作战略，中国未来20年的低碳转型对于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制度保障。因此，中国需要逐步掌握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坚持《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和框架，坚持落实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合作的基础。
二是逐步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
结合已有的相关法律，逐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气候变化应对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很多属于国家法律规范的内容，需要法律规范才能产生实际效应。目前，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有关领域的政策措施已经有所规范，加强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并注重法律的实施情况监督。
加强行政法规和部门法规的制定，保障气候变化相关法律配套实施。在气候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配套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和强化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促进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机制形成，为气候谈判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奠定良好的基础。
积极鼓励地方在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机制上进行创新和探索。根据各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地方法规政策，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导作用，为国家层面的研究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提供实践基础。
什么是二碳经济？
二碳经济是一种低碳、环保的经济模式，也称为低碳经济或碳中和经济。它强调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二碳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至最低，并尽量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二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如清洁能源、能源储存技术、低碳交通、碳捕捉和封存等。
目前，二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热点话题之一，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了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行动。通过推行二碳经济，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有利于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提倡低碳生活的方式体现了我国选择了一条怎样的科学发展道路？
低碳经济已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从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出发，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进一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
关键词：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 路径现今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一致认可的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政府在2009年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决议，明确提出：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要求。这一决议表明了我国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也标志着低碳经济正式进入我国的国家战略。
低碳经济的内涵诠释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在实质内涵上与我国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高度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指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最终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种发展模式目前在国际上的主流表述即低碳经济或低碳社会。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业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生活”、“低碳社会”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外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英国作为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希望采取低碳模式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能源安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利用其自身能源基础设施更新的机遇和低碳技术领域的优势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活力，占领未来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市场，最终赢得国际政治主动权并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尽管减少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目标，但毫无疑问，提高经济竞争力和获取政治优势是其主要驱动因素。欧盟其他国家以及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基于各自在能源、环境、产业、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及其全球战略，不断在“低碳经济”的各个领域取得进展，通过多种模式引领全球低碳发展的潮流。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是转变能源战略和能源利用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能源相关产业占据核心地位，同时在所公布的能源政策中，提出了节能和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替代能源、投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改变过度依赖石油进口状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一揽子综合能源改革和转型措施，这不仅沿袭了美国过去关注清洁能源技术的一贯做法，更重要的是把能源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振兴结合起来，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的产生。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特殊性
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具有全球共识性的选择，将改变每一个企业、单位、家庭、个人的生产、工作、消费和生活的方式。然而，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与发达国家有显著的不同。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工业化阶段，正在朝着全面信息化的方向前进。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等，且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这使得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更为复杂和特殊，故不能照搬西方提出的发展模式。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气候变化只是发展问题的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等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而我国在响应世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之外，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有待解决，社会福利水平很低，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远未实现。因此，在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策略时，无法简单仿效西方提出的彻底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我国面临的局面要复杂的多。
第二，历史排放是发展中国家无法让步的重要原因。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当时我国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承担减排的责任。发达国家占有了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排放空间。即使同样发展低碳经济，在一些机制和政策的设计上，我国需要更宽松的国际环境。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我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 事实证明，我国前二十年“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我国必须两条腿走路，对外要积极争取资金和技术援助，对内要自主创新。
（二）机遇和挑战
鉴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特殊性，更应该重视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从长远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致性；我们存在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因为这样可使我国一些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甚至扮演领先者的角色，并尽早达到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拐点；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道路需要相当的额外成本和大规模采用低碳相关技术，这将有可能延缓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机遇，也是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我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我国，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我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对环境的威胁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我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仅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额投入，显然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我国的沉重负担。
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我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应该是立足于基本国情并且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渐进式路径。我国在“十一五”期间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我们需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下去，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采取更加稳健的策略。我国特色低碳道路的战略路径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把低碳发展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点内容，并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走低碳之路的重要载体，纳入可持续工业化和可持续城镇化的具体实践中。
把“低碳化”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并把相关目标整合到各项规划和政策中去。权衡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近期和远期目标，处理好利用战略机遇期实现重化工业阶段的跨越与低碳转型的关系，同时充分考虑碳减排、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有效降低减排成本。
积极参与国际气候体制谈判和低碳规则制定，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我国的碳交易应当充分考虑国情，着重于解决现有的政策法规无法解决的问题。低碳经济必须建立在对实体经济充分认知的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碳交易制度首先需要建立起完善的低碳信息平台。
加强部门、地区间的合作，吸引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共同促进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全球资产配置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杨林，郭兆晖.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发展与中国的对策.中国经济报告，2009（7）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敏:促进污染减排和碳减排的协同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敏:促进污染减排和碳减排的协同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