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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在疫情重挫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实施(+),向经济释放流动性是必要的,否则全球经？
- 2、世界外汇交易平台有哪些主要监管机构
- 3、香港联系货币制度有哪些缺陷
- 4、新加坡货币叫什么？与人民币的兑换率是多少？
- 5、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 6、外汇管理体制与我国的国际收支均衡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
在疫情重挫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实施(+),向经济释放流动性是必要的,否则全球经？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图片来源/新华社
■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
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
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
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中国态敬盯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帆和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
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
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
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稿禅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
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
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
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
“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
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
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
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
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
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
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
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
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世界外汇交易平台有哪些主要监管机构
1.美国（NFA）
美国的监管机构简称NFA，美国全国期货协会(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NFA)，美国全国期货协会(NFA)是根据美国《商品交易法》第17节的规定，于1976年组建的期货行业自律组织，属非盈利性会员制组织，是美国期货及外汇交易非商业独立监管机构。《商品交易法》第17节源自1974年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法》第三章，该部分规定了期货协会的登记注册和CFTC对期货专业人员自律管理协会的监管。1981年9月22日，CFTC接受NFA正式成为"注册期货协会"，1982年10月1日，NFA正式开始运作。
美国全国期货协会，是一个期货行业的自律组织。总体上看，美国并不鼓励发展零售外汇行业，反而一直以严厉的监管在打压零售汇商。
2.英国(FCA)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2013年起被两个新的监管机构所替代，他们分别是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和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PRA)。其中对经纪商的监管权将全部由FSA移交至FCA。
FCA是英国金融投资服务行业的中央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银行、保险以及投资业务。FCA目前是全世界监管最完善、法律执行力最强的金融监管机构，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学习的典范，其权威性得到投资者高度认同。
FCA是一个不属于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机构。从2013年4月1日起，FCA的职责是促进有效竞争，确保相关市场正常运作，监管所有金融服务公司的行为。其中包括防止市场滥用行为，帮助消费者得到公平的交易机会。与此同时，FCA还负责不受PRA监管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审慎监管，例如，资产管理公司和独立的财务顾问。
当某FCA成员公司被认定无力偿付其债务时，可以启动补偿程序，以赔偿投资者的交易资金。因此选择正规受监管的投资平台，将会极大的保护投资者的资金免受不必要的损失。
FCA初期就不要想了。英国的，太折腾，而且新的交易商都没什么优势，比较困难。加上100万英镑的保证金plus一个办公室加上招聘，周期也很长，整个团队不死也脱层皮了。
3.澳大利亚（ASIC）
澳大利亚金融领域监管机构为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主要牌照是金融服务提供商牌照。持牌人可以开展经晌银纪业务，以及通过自有账户交易。资本要求为110万澳元，年费在3500澳元至5万澳元，取决于交易量。
办公地点要求：必须有实体办公地点。至少有一名澳大利亚人作为公司管理人。只能在澳大利亚范围内向澳大利亚人提供投资服务。
一些主要监管要求：在申请的最后阶段，资本要求资金必须冻结。公司取得牌照后，所要求资本将必须为已发行实收资本，而且50%的资本要求资金必须为流动资产。客户资金必须隔离存放。投资公司必须履行资本充足率以及大额风险方面的定期报告义务，另外还必须履行内部审计报告、合规缓谨改报告、风险管理报告、反洗钱报告、经审计财报和审计报告、合规计划、培训登记以及产品审查政策的报告义务。牌照持有人必须成为投资者赔偿基金成员。持牌人还必须参加职业责任保险以及董事和高管责任险。
所有公司都必须按照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合理保留会计记录，履行审计义务。
除了保留会计记录，还有月度税务报告、月度对账单、季度税务报告也需保留，如果有聘用了员工，还要保留月工资单。所有公司都必须披露声明、条款和条件以及金融服务指引。
4.加拿大（IIROC）
加拿大投资行业监管组织（IIROC）对外汇和所有证券实施同样的交易法律规定。对外汇交易商和 相关经纪商扰判，IIROC提出了最低资本金要求（前者是250，000加元，后者是75，000加元）。同时，IIROC颁布了其他一些法令，控制客户的交易风险。通过限制交易杠杆（基于对某一币种波动性和流动性要求，对即期风险保证金做出评估，以确定是否采用限制政策），保护客户利益，防止赌场风格的过度投机。并且，为了防止交易者受到经纪商破产的伤害，它还为每个交易者提供了第三方承保的100万加元数额的金融保险。
5.香港(FSC)
香港金融监管机构是香港证监会。牌照类型有三：一类（证券交易）、二类（期货合约交易）、三类（外汇杠杆交易）。第三类牌照针对外汇提供商，最受欢迎。申请审批时间为4-6个月。各种牌照资本要求不同，从70万港元至130万港元不等。年费依据牌照类型不同从6000港元至1.9万港元。【注：据ADS达汇李纪纲指正，香港的三号牌照资本要求最低为三千万港币】
办公地点方面：必须设立实体办公地点，员工必须为香港居民。
牌照申请必须由香港公司或已注册的香港公司提交。
牌照申请公司至少要有两名高管负责公司管理，并在其中任命一名为执行董事。申请公司及其高管、员工和股东都必须符合香港证监会规定的适当人选原则。香港证监会将对申请人的偿债能力及财务状况、教育及其他方面资质、拟开展业务方面的相关经验、正直公平地开展受监管业务活动的能力、公司声誉以及财务稳健性进行评估。
监管要求：持牌公司必须一直保持实缴股本和流动性资本不少于最低资本要求。持有客户资金的持牌人必须在香港的银行开立账户。客户资金必须隔离存放。所有持牌人必须保留财务清偿能力和财务状况、财务教育概述、内部合规和内控制度的相关记录。
所有持牌人必须按照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合理保留财务记录，提交月报、季报和年报。所有公司都必须向公众披露财报。
6.新加坡（MAS）
新加坡金融监管局，英文全称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简称“MAS”。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是新加坡的中央银行。
1970年以前，新加坡的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职能由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执行。随着新加坡的快速发展，银行变得日益复杂和发展所需的货币环境要求政府不得不精简政府机构的各项货币职能，从而保证货币政策更具活力和连贯性。因此，1970年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金融监管局法案。1971年1月，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成立。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法案赋予了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监管货币各方面的权力，比如银行以及新加坡金融领域的各方面。
一般说来，目前的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掌管着货币、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部门的这项法规。继2002年10月1日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合并货币机构董事会后，他也具备了发行货币的职能。
7.毛里求斯（FSC）
毛里求斯金融服务管理局(简称FSC)成立于2001年，为毛里求斯非银行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机构。FSC的职权范围包括对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公司进行监督和审查，促进发展公平、效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透明度，从而进一步为投资者提供保障。
8.欧盟（MIFID）
现在，在对外汇和二元期权公司监管方面，最受关注的监管地区是欧盟。在受监管市场、其他交易系统和投资公司有组织的执行投资者交易方面，欧盟创建了全面的监管制度。规定之一就是，投资公司只要从欧盟的一个成员国监管机构获取牌照，就有按照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IFID ）指令在整个欧盟提供投资服务和活动的自由（通常称之为牌照权利），可以在欧盟的任何地区开展业务。目前，指令2004/39/EC (MIFID 1) 仍然有效，但将被指令2014/65/EU (MIFID 2)所取代，2016年7月3日，欧盟将发布相关公告。该MIFID指令规定，为了使投资公司行使牌照权利，欧盟成员国不得针对适应该指令的投资公司发布任何额外要求。 除了上述牌照权利，欧盟成为二元期权公司最欢迎的监管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2010年末，欧盟承认二元期权是属于MIFID指令监管的金融工具地位。做出这个决定后，欧盟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批准仅提供二元期权业务的投资公司的牌照申请。塞浦路斯证监会在这方面是先行者，马耳他的金融服务局紧随其后。据最新报道，英国也正在将对二元期权的监管从博彩委员会转移到金融行为监管局。另外，上述监管地区也成为外汇服务提供商的目的地。 欧盟地区的资本要求分为8万欧元（针对不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12.5万欧元（针对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73万欧元（针对做市商）。牌照年费各成员国有所不同。例如，塞浦路斯从3500欧元至7.5万欧元。马耳他为1300欧元至1万欧元。
9.塞浦路斯（CYSEC）
塞浦路斯的外汇和二元期权提供商均受塞浦路斯证监会的监管。
塞浦路斯有三种类型的牌照：不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做市商。最受欢迎的牌照是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特别是对于二元期权提供商。一些外汇服务提供商需要考虑做市商牌照，因为做市商牌照是唯一允许持牌人通过自有账户交易的牌照。
申请牌照的时间平均为5-6个月，最近，塞浦路斯证监会宣布加快审批进程，审批将在2个月之内完成。各种牌照的资本要求不同，不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为8万欧元，持有客户资金的经纪商为20万欧元，做市商为100万欧元。年费在3500欧元至7.5万欧元之间。
办公地点方面，公司必须在塞浦路斯有实体办公地点。至少要有两面高管人员管理公司，另外至少要有两名非执行董事。大多数董事必须为塞浦路斯居民，另外，投资服务必须在塞浦路斯提供。
一些主要监管要求：在申请的最后阶段，资本要求资金必须冻结。公司取得牌照后，所要求资本将必须为已发行实收资本。原始股权、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变更必须经塞浦路斯证监会批准。客户资金必须隔离存放。投资公司必须履行资本充足率以及公司头寸大额风险方面的定期报告职责。其他报告义务还包括内部审计报告、合规报告、风险管理报告、反洗钱报告、经审计财报和审计报告。牌照持有人必须成为投资者赔偿基金成员。
财务和审计方面要求：所有投资公司都必须按照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留适当的会计记录，还要履行审计义务。
10.新西兰（FSP）
FSP，全称为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金融服务企业），符合该类型的监管则称为FSPR，即Registrar of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注册金融服务企业）。新西兰在2008年9月29日通过了《2008金融服务企业注册与争端解决法案》（The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Regis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Act 2008 ）。
自2010年8月16日开始，金融服务企业监管机构FSPR开始接受金融企业的申请，而自2010年12月1日开始几乎所有的新西兰金融服务企业均需在FSPR注册才能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香港联系货币制度有哪些缺陷
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代价是必须面对著以下各种限制。
国际收支不能透过汇率调整
由於实行联系汇率，港元兑其他货币的升值还是贬值完全受制於美元兑该货币的汇率。然而，香港与美国的经济环境不尽相同，若果香港面对竞争对手的货币贬值，或出口市场经济衰退等海外或本地事件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时，不能透过汇率贬值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因而影响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
不同於浮动汇率制，市场上的波动不能透过自由浮动的汇率即时调整，即在联系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或会出现不平衡。与其他类型的固定汇率制度相同，如果市场汇率高於联系汇率，外币出现超额需求，因此香港便会有国际收支赤字。如果市场汇率低於联系汇率，即意味香港会有国际收支盈馀。庞大的赤字对经济不利，经常帐赤字一般等同外债增加，而负债沉重更可能会令投资者却步。庞大的经常帐盈馀则有机会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
输入性通货膨胀
联系汇率及其他固定汇率制度之下，通货膨胀会在国际间传开，称为输入性通货膨胀（输入通胀）。而香港相对於美国的经济规模很小，很容易受到美国方面的政策影响。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固定汇率下如果外国物价上升，本地物价水平也会跟随上升。该理论认为：汇率等於两国物价水平的比率。以ED表示本币汇率，PF表示外地物价，而PD表示本地物价，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得出的汇率公式是：
ED=PF/PD
而除了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说法外，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运作机制本身也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利率，取得预期的资金流动方向来稳定汇率在联系汇率水平。因此当外国通胀时，香港货物以外币计算的价格相对下降，香港的出口会上升，令香港出现国际收支盈馀，汇率有升值压力。在自动调节机制下，银行持美元购入负债证明书发行港元，港元货币供应增加，通胀因此而加剧。再者，由於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利率下跌，港元利率相对较高，吸引资金流入以规避风险而对港元汇率形成升值压力。因此香港也必须增加货币供应使得利率与美国看齐，堵塞资金流入闭物败，才可维持联系汇率。
除此以外，较多人提及的输入通胀是指在联系汇率下，港元随美元贬值，使香港的进口货品的港元价格上升并加剧通胀。这亦是近期（约2010年始）香港通胀的主要推动力。美国经济受金融海啸冲击，经济状况持续低迷，美国联邦储备局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因为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意味港元也兑人民币贬值，入口自中国内地的物品价格便因此急升。而在香港入口自中国内地的物品多不胜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波及香港的各个层面，如食品价格的上扬对基层市民影响甚大。美国的量化宽松手段也许乃其经济良药，但药效未显已见其副作用：即大量资金流出而使其他地方通胀压蚂团力升温。在理论上，若非联系汇率港元犯不著跟随美元贬值，港元汇率假若自由浮动，汇率可以调整以抵消外地物价变动的影响。
为应付通胀压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10年轻微扩大新加坡元波幅范围及斜度，新元汇价随即上升。这是对抗输入通胀的一例。
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性
货币政策是一国政府试图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工具之一（另一工具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概要原理是利用货币供应调节利率，以利率及投资之间的关系对经济施加刺激或缓冲。货币政策不像财政政策般面对排挤效应，又不用如推行财政政策时要面对国会组织的政治关卡，能行之迅捷。
然而，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其中一个最大代价是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上文所述联系汇率制度是货币发行局制度，主要透过货币供应的增减来维持汇率水平，换言之，在联汇制度下，香港的货币政策自动成为维持汇率稳定的工具。金管局亦指出维持汇率稳定乃香港之首要货币政策目标。
假设美国提高利率。香港出现资金外流，汇率有贬值压力，於是香港减少货币供应量来推动利率跟随美国上升，吸引资金回流。由此可见香港的利率将跟随美国利率的步伐同升同跌。而在联汇制度的机制下，事实上香港亦不能独立控制利率。如果香港减息，资金会外流，令港元出现下调压力。这时自动调节机制运作，发钞银行收紧货币供应量，慢慢使利率回升。简言之，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便要轿颤把利率也一同「联系」了，所以香港不可能有独立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削弱了香港政府对经济周期的整治和调节能力。
香港利率需跟随美国，但两地经济周期不同，合适的政策也不同。例如美国在金融海啸期间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国内疲弱的经济形势。这逼使与美元挂勾的港元也必需增加货币供应压低利率。结果是增加香港通胀压力及有可能触发经济过热。两地经济环境不同时有发生，又假设香港正值衰退期，但美国经济却繁荣，於是美国加息压抑经济过热。香港跟随调高利率，於是便阻延了香港的复甦步伐。
内部和外部目标冲突
有些情况下，外部目标（国际收支平衡）与内部目标（整治失业和通胀）会因为联系汇率而相冲突，政府便面对一个两难局面。
通胀缺口和国际收支盈馀－通胀缺口即国民收入高於充分就业水平的收入，一般形容为经济过热。当此时国际收支有盈馀（即超额港币需求，港元有升值压力），联系汇率制度下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跌，以堵截资金流入。这会刺激总需求，加重通胀压力。
紧缩缺口和国际收支赤字－紧缩缺口即国民收入低於充分就业水平的收入，即失业出现。若国际收支发生赤字，利率会上升以防止资金流失，才可维持联系汇率。然而，这会减少投资，令失业问题更严重。
这两个情况下显示了联系汇率制度要求以利率处理外部问题的缺点。当内部和外部目标冲突，浮动汇率制可以把外部问题交由汇率调整来解决，而内部问题则由货币政策著手处理。维持联系汇率不但要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更有机会造成与内部问题相冲突的货币政策。
新加坡货币叫什么？与人民币的兑换率是多少？
新加坡元；兑换率4.72％。
1. 新加坡元是新加坡的法定货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标为新元。1元可以再分为10分(也称为“毛”)或100分。新元可分为嫌拍纸币和硬币。自2004年以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已经发行了2元、5元和10元的塑料钞票。到目前为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已经发行了四套钞票。最近也发行了塑料钞票。截至2017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在新加坡流通的纸币包括1万、1000、100、50、10、5和2元纸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人意料地按下暂停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以及1，50(50分)、20(20分)、10(10分)、5分和1分硬币。一分硬币仍然可以使用，但新加坡政府已经停止发行它。政府停止发行的原因是有足够的硬币可用。
2. 负责管理本地货币政策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表示，将略微提高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斜率，使其从0%升至0%，同时保持区间和中心轴不变。这意味着新加坡元兑一篮子货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升值。新加坡央行加息告磨后，新加坡元兑美元汇率上涨约0.2%，至1美元兑1.384新元的3周高点。MAS通常通过设定汇率而不是利率来管理货币政策，它通过三个工具来调整货币政策:汇率升值的斜率、中轴和波动幅度。
3.新加坡货币调整政策“将确保中期价格稳定，同时认识到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该机构预计，不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在内的核心通胀，今年将接近其预测区间0- 1%的高端，到明年年中将上升1%至2%。今年的总体通胀率预计将在2%左右，明年的平均通胀率为1.5%至2.5%，因此新加坡元开始对一篮子货币波动，在1985年后，新加坡元开始浮动。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有时会通过货币管制来稳定国内经济。新加坡元最初由新芹友羡加坡货币委员会发行，但后来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02年10月1日发行
拓展资料
注意：所有新加坡银行都被要求接受客户存放的文莱纸币和硬币。任何收到文莱元的公众都可以将其带到银行，并将其存入银行账户，其价值与新加坡元相同。
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判念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嫌冲汪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芹仔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外汇管理体制与我国的国际收支均衡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
外汇管理体制与我国的国际收支均衡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如下：
外汇储备对于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汇率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持有外汇储备是有机会成本的，因此，如何保持适度的储备规模，既保证本国的对外清偿能力，维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又能够将储备的机会成本降至最低，就成为一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及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主要理论
理论上说，在特定的需求动机驱使下造成的储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金融实力和调节外汇市场能力的增强，能够体现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会增加一国宏观调控当局的调控能力，改善其国际形友友象，增强国际资本的信心。但是，过量的储备规模也会造成资源闲置等负面影响。
一般说来，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
1、持有储备的成本，即进口品的投资收益率与持有储备资产的收益率之间的差额；
2、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筹借应急资金的能力；
3、对国际收支发生各种冲击的规模和类型（即短期性冲击和长期性冲击）；
4、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整速度，这主要取决于边际进口倾向、进口供求弹性、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外汇外贸管制的程度；各国政策的国际协调等。
5、进出口规模，其中主要是进口规模。这也可以视为一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尤其是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6、中央银行在国际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原意并且能够通过各种措施如放松或紧缩银根，削减或增加支出等进行调节的效率。
7、外汇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汇率制度的市场化程度。
8、中央银行拥有的储备以外的国际清偿含侍能力，如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有条件贷款的能力。
9、未偿外债总额及其偿还期的特点等。
对于一国中央银行来说，要想将上述因素全部数量化，并由此来确定一个适当的储备规模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因素很多，各国都倾向于使用外汇储备的合理目标区，该区的上限是能够满足一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可能出现的最大贸易支付和资本流出量的储备量即保险储备量。下限是保证最低限度对外支付所需的储备量即经常储备量，只要一国所持有的储备量在这个区域内，就被认为是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关于我国的最适储备规模问题，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出发，对于上述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得出了不同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可以作为研究的借鉴。这些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特力芬进口比例法。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特力好老槐芬（R.Triffin）提出的。他通过对1950年到1957年间12个国家储备变化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一国的外汇储备对进口的比率一般以40％为适度，低于30％则宏观当局采取相应措施，20％为最低限度；从全年看，应该保持在25％左右，即以满足三个月的进口为宜。这一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但是，这个比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经验的法则，缺乏理论基础，而且仅仅考虑到进口对储备的影响而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2、阿格沃尔模型。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储备的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如国际收支波动大、实际调节代价比发达国家高、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较高等，阿格沃尔从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出发，建立了阿格沃尔模型，主要考虑了外汇储备变动平均数、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进口倾向、国际收支差额、逆差出现的概率等等。根据这一模型，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就是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规模。
3、货币供给决定论。这一理论强调，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一种货币现象，当国内货币供应量超过需求量时，多余的货币就会相应流动到国外，从而引起超现金余额的减少。因此，决定外汇储备需求的主要是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减。
4、定性分析法。这种方法没有给出定量的模型，但是强调影响外汇储备需求量的六个主要因素：
（1）外汇储备资产质量；
（2）各国经济政策的合作态度；
（3）国际收支机制的效力；
（4）政府采取调节措施的谨慎态度；
（5）所依赖的清偿力的来源及稳定程度；
（6）国际收支的趋势及其经济状况。
5、外汇储备与债务比率法。这是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应该保持在外债规模的40％左右。
根据上述几种理论估算了中国外汇储备在不同理论框架下的适度规模。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显著的缺陷，无论哪一种方法都难以单独准确地界定一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因此，需要在充分借鉴西方适度外汇储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当前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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