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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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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百科互动给大家谈谈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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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证券交易所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以管理资本流动和就业

具体得看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规划与安排。

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要从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开始。资本市场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从微观层面看,市场经济主体要开展经济活动就必然涉及到投融资,而金融服务就是要满足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资本市场最核心的作用就是通过直接的交易机制来满足各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必然涉及到资源配置,而金融本质上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通过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形成资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资本市场就是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最终形成资本的最直接工具。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从微观上看影响着市场主体的价值创造,从宏观上看影响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塌早国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蓬勃发展,为国家和居民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应该说,这些都离不开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的强有力支持。正确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特别是资本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认清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及其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充分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在正确认识和理解资本市场实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把握资本市场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表现轮衫汪在金融功能的扩大、增强与提升。金融功能可划分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信息六大核心功能。国内有学者则将金融功能归纳为基础、核心、扩展和衍生功能四个层次,表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与中介功能只是便利价值运动相比,资源配置功能是中介功能的复杂化和主动化,表现为直接引导价值运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风险定价功能是指对资本市场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预估并转化为可接受的经济价值或成本,是资源配置功能的共生功能。由于资本市场承担资源配置功能的各项金融活动普遍存在跨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这些活动的预期结果会呈现概率性分布,即出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被看成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活动的风险。风险定价,在微观层面,所反映的是资本市场上每一种个体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函数关系,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资本资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资本市场的衍生功能是市场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功能衍生,其中微观层面的衍生功能表现为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等,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则主要涉及财富再分配、消费引导、区域协调等。资本市场两大核心功能发挥的好坏会同时从效率和风险两个层面影响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除了满足其基本的运行规律外,还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内涵特点。首先,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对象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我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运行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资本市场要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支持经济发展从相对传统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平稳切换,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创新,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次,中国资本市场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重要责任。最腊仔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是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国有资本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压舱石”。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主要由企业承担。国有上市公司是企业的杰出代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断积累成为财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分配极易出现分化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成的集合投资有望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压舱石”。我国直接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纵观中国金融发展与变革的历程可知,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金融体系组成简单,金融功能单一,为了集中资源高速发展经济,我国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加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于金融功能的升级需求,以及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长期运行中不断堆积的问题。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功能逐步优化,全社会金融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在不断增长,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三项余额相加为81.93万亿元,占比约为28.8%。如果只计算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占比12.6%。从增量上看,我国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企业债占比约为12.8%,政府债占比约为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约为2.6%。由此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上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占比仍是大头,直接融资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很低。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与成熟市场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偏低。再从金融资产本身的配置来看,居民家庭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高于持有风险资产的比率。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成金融结构的升级,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当前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适配。特别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较快,风险不断沉淀和积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速对无效资产的出清及低效率机构的淘汰,实现金融资产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断提升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并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级。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在满足同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加强烈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全球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行业等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对于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变,从居民角度看,我国居民对于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转型提效,不再扮演单一的国有企业背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对多元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是同时开放对内对外的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市场导向”,即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存在更多收益与风险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需求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好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虽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目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同时还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在很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尤其在行业主体的总体实力、专业能力、层次分布、资本文化等还存在短板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不断“过市场关”。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就是引导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资源向更高质量和创新驱动的方向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建设目标既遵循资本市场运行的普遍规律,又符合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内涵特征,这与以往简单和机械地理解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所不同。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合理定价,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融资交易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中既包含有盈利回报的信息,也包含有风险大小的信息。投融资双方按照风险-回报对等原则进行交易,资本市场最终要实现的是在资源有效配置条件下的风险和回报合理匹配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不断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升,风险定价和管理能力也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四十多年无危机增长。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仍然存在粗放经营、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低、配置不平衡、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还出现了杠杆率不断升高、风险积聚加大、监管套利和金融乱象频发、资本无序扩张、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等情况。就目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言,首先,从金融资源存量上看,2001年至201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率从1.43上升到2.01,在2016年达到2.08的最高值。广义货币M2占GDP比率高,单位GDP增长所投入的货币量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资源产出率低。其次,从金融资源增量上也可以看出单位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增量)的GDP产出水平不高,2002年至2019年,我国GDP占社会融资规模比值由6.05降至3.84,在2009年达到2.51的最小值,表明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存在下滑趋势。最后,从融资结构看,贷款融资占据绝对比重,债券融资受到青睐,股票、信托等融资方式的比重下滑。自2017年至2020年,贷款融资比重一直高于57%,贷款融资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从2019年的18.5%提升至2020年的23.9%,2018年至2020年,企业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维持在12.7%到12.9%之间,没有太多变化。非金融境内企业股票融资占比则从2017年的4.5%下降到了2020年的2.6%,表明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功能有限。从对上述金融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当前金融资源的配置不仅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合理的资源分布问题。而不断推高的杠杆率及风险事件和出现的金融乱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脱序与失范。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相契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功能,坚持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资本市场的服务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作为调整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把资本市场的建设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服务,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支持服务体系,调动更多资源向国家战略产业、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最终实现产融结合,满足资本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功能需求,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实现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较大提升,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第一,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2020年3月1日,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正常运行有了最基本规范。新证券法明确了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得以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和发展生态。同时,新证券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注册制改革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变革。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对证券发行制度做了系统的修改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使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了较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注册制下科创板的设立与运行、注册制在创业板市场的推进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树立了标杆,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股权融资支持以及对科创企业包容支持的时代。随着注册制改革由点及面推进,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已成为注册制改革全面实施的坚实基础,接下来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增强市场功能建设为重点,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发行、上市、交易、并购、信息披露、持续监管、退市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夯实信用基础,按照更高要求、更严标准,补齐信用体系制度的短板,营造公平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在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成功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之下,科学总结评估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情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为更多优质企业融资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机制。第二,要通过进一步整合完善场内、场外各层次、各板块的功能,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效率有较大提升。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各子市场之间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的格局,为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均衡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机制框架。下一步要在如何进一步提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突出服务的重点和激发体系的活力方面进行改革完善。首先,要继续深化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增强其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激发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的活力,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北京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改革,同时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再次,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赋能科技创新,最后,要发展配套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与此同时,需要畅通规范资本市场体系各层次、各板块之间的转板机制,形成既能发挥各自功能特点,又能相互支持补充的有机体系,既有利于各类资本的快速形成,又便于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风险的均衡配置。深化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之间基础设施相互贯通和统一,加快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丰富债券产品,拓展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扩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覆盖范围。打破债券刚性兑付,强化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完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风险化解机制。第三,要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推动投资者保护机制体制创新。按照最新统计,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达到17777.49万,其中自然人17735.77万,非自然人41.72万,中小投资者占比接近99.8%,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规模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同时,随着居民家庭财富增加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居民投向资本市场尤其是理财、信托、股票、基金等资产的规模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增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这显示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一直在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建设,多渠道、全方位投资者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是在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中新增“投资者保护”专章,专门强化投资者保护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连接。在包括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先行赔付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进一步拓展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维权成本。进入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建设不能仅仅只考虑单边融资功能,而是应该从发挥整个资本市场总体功能的视角、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要从细节处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通过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均衡、精细和务实,同时又要通过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完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为投资者打造放心投资、舒心投资、满意投资的投资者保护新格局,更好的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第四,要不断扩大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和管理机构队伍,提升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选择更具专业能力的投资管理机构帮助其管理财富,产生了大量财富管理的需求,这些财富管理需求又反过来推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加注重上市公司基本面,会从长期的视角进行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以实现各自特定的预期投资目标。这些专业机构的投资时限相对要更长,投资规模更大,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作用。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倾斜力度,不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鼓励现有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继续发挥专业投资主力军作用,放宽公募基金的投资选择权和考核周期,进一步丰富私募基金体系层次,畅通募、投、管、退、监等各环节,扩大各类追求长期业绩导向的专业性机构投资者范围,积极推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企业年金等资金入市,促进提升权益投资比例并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化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以开放促改革,创新完善对个人投资者中长线投资者的鼓励政策,在会计、审计、财税、信用考核、声誉激励等方面,优化制度设计,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价值投资激励机制,鼓励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投资偏好、不同投资周期的投资主体依法经营,加快形成资本进出有序、畅通循环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新投资格局。进一步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力量,更好地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鼓励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帮助个人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第五,要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和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为市场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因为违法成本低而备受诟病。由于违法成本低,资本市场各种违法违规的案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和投资者的利益。有鉴于此,修订后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为例,从原来最高可处以募集资金5%的罚款,提高至募集资金的一倍,同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也从原来最高可处以60万元罚款,提高至1000万元。处罚力度的大幅度提高显著增加了违法违规综合成本,对证券犯罪行为形成更加严厉的震慑,市场环境得以进一步净化。在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监管部门还提出了“零容忍”要求,对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证券执法部门集中力量查办康得新、康美药业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证监会共办理案件740起,其中新启动调查353件(含立案调查282件),办理重大案件84件,同比增长34%,全年向公安机关移送及通报案件线索116件,同比增长一倍。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最近几年,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稽查执法水平不断提升,初步推动形成了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威慑力不断增强。有鉴于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意味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加快健全有利于全面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司法体系、健全证券执法体制、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将是下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新证券法实施以来已给资本市场带来了诸多新气象,资本市场的法治化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相信在新证券法的保驾护航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定会行稳致远。

分拆:破解银行的低估值—机构转型系列之六

2005-2020,商业银行发展驱动力的四个变化。(1)2005-2010产业驱动: 把握房地产和出或饥口两大产业链,机构普遍获得了资产规模扩张机会; (2)2011-2013杠杆驱动: 资产由制造业转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集中,利用非标资产与同业合作绕开信贷投放领域的限制,借力非标扩张提升杠搏团枣杆,机构获得了“弯道超速”的发展机会; (3)2014-2016投资驱动: 负债和资产同时脱媒,同业融资挤出了存款,委外投资挤出了信贷,商业银行负债和资产管理脱离了传统控制的边界,更高的错配程度增加了机构风险隐患。 (4)2017-2019零售驱动: 一方面去杠杆环境下,零售夯实了负债基础,起到了“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等技术完善和居民消费意识兴起,各类消费金融产品此起彼伏,部分零售资产成为变相的“高利贷”。 (5)2020后疫情时代: 企业格局走向集中,居民财富迁徙。作为最重要的综合金融服务商和流量入口,银行将显著受益于产业格局变化和居民财富再配置。部分受益板块将成为银行权益资产重估的催化剂,这也为板块的分拆提供了现实可能。

板块分拆是解开银行板块低估值的钥匙。(1) 银行股PB常年破净,除了“资产质量真实性”的视角外,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的 政策指引 和包括互联网巨头机构进入金融场景带来的 竞争效应 也是影响银行股估值的重要原因。如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等金融 科技 公司的挑战并不在于商业银行现有存量业务,而是对过去商业银行触不到的客户进行“抢滩登陆”。(2)同时期商业银行也在获得结构性的发展机会,这体现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机构平台、 科技 服务等一系列轻型业务和新市场领域。在保证业务协同度的情况下,分拆高隐含估值(参考海外可比机构)、高盈利能力(ROE在15%以上)、低周期波动、资产质量相对清晰的子板块可以提升总市值水平、并有条件实施权益融资/股权激励,实现市值扩张的正反馈。

板块分拆

当前银行板块估值中枢较低,对商业银行经营者而言,权益资产的估值水平影响了资本补充能力,这对后续安排IPO、定增、债转股的计划和节奏息息相关。长期看,如果净息差空间越来越小,商业银行将面临中长期ROE下降的问题。未来银行权益类资产依靠什么估值中枢才能提升,这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催化剂?

一、2005-2020年商业银行盈利的驱动力变迁

银行业景气程度既与我国经济总量扩张相关,又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有密切联系。我们将2005年以来商业银行发展驱动力分为四个阶段,即产业驱动、杠杆驱动、投资驱动和零售驱动。

1、2005-2010产业驱动(把握房地产和出口两大产业链)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GPD平均增速超过10%,资产规模增长成为拉动银行业绩的主因。商业银行快速发展在于是否抓住了房地产和出口贸易两大产业链。

一方面,以房地产开发贷、居民按揭贷款为主体中长期贷款保持高速增长。 城市化水平提升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活跃,购房需求加速释放,除去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这一阶段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保持在基拆35%以上的增速,同时以按揭贷款为主体的个人中长期贷款也跟着扩张。

另一方面, 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从2001年的5098亿美元扩大到2010年的近3万亿美元,制造业进出口总额增长近5倍。出口产业链规模扩张的同时,这带动了出口信贷的增长,沿海地区商业银行受益更大。

2、2011-2013杠杆驱动(抓住非标扩张的载体)

这一阶段 社会 融资需求从制造业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集中。由于传统信贷投放手段在2010年后受到了限制,基于同业买入返售等业务的同业投资项目起到了资产投放的“转换器”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先行 探索 的银行有了“弯道超车”的发展机会。在不严格进行资产穿透的情况下,同业资产的资本扣减水平(一般为20%-25%)大幅低于传统企业信贷类资产(一般是75%到100%),同业投资同时提到了节约资本、提升杠杆的作用。

3、2014-2016投资驱动(负债和资产同时脱媒)

这一期间,大类资产配置环境表现出“经济增长乏力,流动性宽裕、业务创新空间放开”的组合。商业银行出现了负债和资产同时“脱媒”的格局:即负债端加大了对同业融资、同业存单的依赖,挤出了存款;资产端加大了对投资类资产的依赖,挤出了贷款。这一阶段,商业银行与非银机构形成了“同业存单-委外投资-表外获取超额收益”的扩张链条:非银资管机构借助委外等模式募集到商业银行机构资金,实现了自身规模扩张;对银行而言,负债端和资产端愈发脱离机构自身的掌控,负债端的不稳定性尤其影响了包括银行、非银资管机构之间的经营分层。

4、2017-2019零售驱动(“压舱石”和“高利贷”)

2017年启动的金融去杠杆使得之前依靠投资驱动的业务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流动性管理规定、同业规模占比限制、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等一系列要求下,同业负债和投资的扩张来源受到限制,商业银行重新回到存贷等本源类业务,零售业务尤其受到重视。

和之前一般认为零售带来稳定负债不同(即“压舱石”),得益于数据体系完善和居民消费意识提升,零售资产类业务(如消费贷、信用卡分期等)是这一阶段扩张主力。消费金融是2017年以来规模增长最快的金融子行业,涉及到银行消费信贷部门、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乃至互联网机构等多种类型。凭借资产高收益与扩张高速度,包括ABS、同业借款等在内的消费金融资产也成为金融机构应对“资产荒”下的新选择。目前仅银行表内的消费贷款余额(不含房贷、经营贷)约14万亿元,而以独立的26家消费金融公司为例,当前行业规模近5000亿元,近年来年化增长约35%。

5、2020之后:下轮机会在哪里?

2020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和行业监管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零售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一方面,疫情冲击冲击资产质量,部分客群和消费场景(如长租公寓/医美/教育/ 旅游 )受影响较大;监管要求限制了利润空间,如最高人民法院法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约15.4%),考虑到部分消金产品实际利率已高于该水平(如我国信用卡利率上限约为18%),作为持牌机构后续产品定价受约束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零售类资产这一引擎逐步停摆,2020年之后新的增长驱动力在哪里?从海外成熟市场经验看,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利率水平保持低位环境下,做大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中间业务板块可能成为金融机构新一轮发展的引擎。以摩根大通为例,其作为“一站式全能银行”在发展零售业务的同时,通过发展投行业务和资管业务,做轻资本的同时提升ROE水平。同时贝莱德,贝莱德定位于全能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以指数类产品和另类资产作为规模驱动的主力,利润能否稳定向上。

在我国未来中低速增长、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机会将优于传统信贷业务。以我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例,我国居民财富管理规模近200万亿元,近80%沉淀在房地产和定期存款上。未来各家机构都盯住了相关财富迁徙的可能机会。“余额宝”收益率破2之际,我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既面临传统销售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产品兑付和机构声誉压力,也有存量市场腾挪(如过去资金池产品和房地产市场)和新场景(如居民养老)、新资产(如消费金融)带来的发展机会。未来相关资产向资管产品调整的趋势,作为最重要的流量入口,银行将显著受益于居民资产的再配置,也将成为银行权益资产重估的催化剂。

二、为什么当前银行板块低估值?

DDM折现模型是我们理解权益估值的基本出发点。从DDM模型出发,我们推导出银行股权的PB价格:

针对给出的公式模型,下表测试不同假设条件下银行股的估值水平,从稳健性测试看,商业银行保持1倍以上PB估值水平是可能的。(注:相关参数的设置和讨论,可以参考之前报告《银行的估值中枢应在哪里?》)

但为何商业银行估值中枢实际上低于我们的测算中枢?权益市场投资者多从 “资产质量真实性” 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的政策指引和包括互联网巨头机构进入金融场景带来的竞争效应也是影响银行股估值的重要原因。

政策指引

政策指引影响了商业银行参与 社会 资源的分配。一方面,疫情后出于为实体让利的政策目标,降低资产收益尤其是信贷端资产收益是为实体让利的主要手段,长期看这也降低了商业银行在表内获得风险溢价的能力,限制了商业银行板块的估值扩张。根据央行数据披露,2020年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这比2019年底下降近70BP,截止2020年7月底,考虑到目前1.5万亿元的全年让利目标完成约8700亿元左右,预计后续面向中小微企业资产端收益下降还有持续性。

另一方面,政策对尾部的机构加大了扶助托底,这也减少了机构尾部风险。如2019年5月以来,随着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一批机构出现重大风险问题,在化解代表性金融机构之后,国务院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同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等方式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政策的扶持效应也会使得我国银行不会像欧美银行在流动性冲击时估值异常下挫(如杀估值到0.2-0.3PB的估值水平)。

模式竞争

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等金融 科技 公司的壮大挑战了传统金融进行的商业模式。这种挑战并不在于存量业务,而在于对过去商业银行难以触及到的客户进行的“抢滩登陆”。如支付宝和微信分别拥有7亿和12亿月活客户,这其中包含了大量传统银行无法触及的长尾用户。同时美团、拼多多、京东等互联网公司的崛起为他们提供了高频的应用场景。

互联网巨头的成功渗透实际上影响了商业银行在线上信用卡、消费金融等业务的想象力这体现在:

流量更丰富。 微信打开了中国广袤的下沉市场,为互联网公司新增了3-4亿的低成本流量。虽然下沉市场客户存在年龄比较大,收入相对较低,在金融消费领域意识相对落后等共性特征,但互联网公司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通过弹窗、私信等方式教育用户,进行流量转化。相比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在流量上更具优势。

甄别能力更强。 相对于传统金融持牌机构,互联网公司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但传统金融机构缺乏更细致的客户甄别能力,资金端的优势将被互联网巨头通过数据蚕食。

信用体系更先进。 互联网公司拥有很强的支付场景,用户使用频率高、信赖度高,同时直接关联企业,从而可以更好地给客户提供消费金融产品,获取更丰富的用户数据,风险识别能力相对更强。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互联网平台已经领先于传统持牌金融机构(如蚂蚁金服的支付宝信用分),围绕着信用积分体系,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消费金融场景落地。

三、为什么分拆可以提升估值?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板块分拆指上市公司控股(包含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两种)子公司单独IPO,并出售增量股权给其它投资者(不包含母公司投资者)的行为,分拆上市已经成我国资本市场运作的新风口。根据证监会发布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三十一条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可以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分拆业务独立、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体量大的业务板块(如商业银行)估值中枢较低,板块分拆机会给予潜在高估值板块价值体现的机会。在保证业务协同度的情况下,分拆高隐含估值、高盈利能力、低负债/轻资产、资产质量相对清晰的子板块可以提升总市值水平、实施股权激励并获得持续融资机会。

成熟资本市场有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通过并购重组把企业“做大”常常损失价值,如并购公告发布后,收购方股价常大跌,另一方面通过板块分拆、分立把企业“缩小”却创造了价值。分拆是否可以创造价值,下表对相关海外研究进行了汇总。

从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看,我们认为创造价值的机会应大幅超过成本。一方面,金融机构受到了严格监管,大股东通过分拆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很低。同时,除了母公司(如商业银行常年估值在1PB以下)板块估值中枢低外,子公司尤其是非银体系的子公司独立上市后更有可能实施股权激励,更有可能实现持续再融资。

四、需要分拆哪些板块?

在保证业务协同度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分拆高盈利能力、轻资产、资产质量相对清晰的子板块,相关板块隐含的估值水平较高。这可以促进提升总板块的市值总量与中枢,并对高估值板块(也意味着较高的发展潜力)提供了股权再融资机会。基于相关标准,我们分析金融各子版块的分拆机会。

我们选择银行、保险、信托、消费金融、资产管理(主要针对净值型产品资产管理)、金融租赁、期货和Fin-Tech板块作为讨论的对象。下表基于行业2014-201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五年经历了一轮完整的金融机构“加杠杆”-“去杠杆”的周期,较好的可以反映金融机构的盈利周期。其中估值水平本文统一用PB中枢,盈利能力统一用ROE中枢,杠杆水平和资产质量根据其商业模式定性判断,相关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表几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最适合被分拆的板块:资产管理、金融 科技 、财富管理

资产管理

高质量增长将成就商业银行表外资管崛起,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将是商业银行未来的突破口。过去银行理财脱胎于表内存款表外化,通过资金池管理和滚动发行操作,基于产品刚性兑付实现了负债端持续扩张,这又夯实了“资金池”模式。预定收益产品时代,银行理财本质是不缴纳准备金的类存款,“资金池”模式低估了银行的资本占用,增加了机构的系统风险,压缩了银行资管的产品类型。资管新规要求按照净值型方式运作,银行理财在配置上再调整本质是增加投资工具多元化水平,扩展投资组合有效前沿的过程。资管新规实施近两年来,银行表外理财规模收缩、非标资产的错配和处置、投研与估值体系建立等均是调整的体现,目前已有近60%的产品已通过“类货基”“类债基”的产品形式实现了净值化产品“从零到一”的转型。

未来,产品需求和资产供给两端将为转型提供了机会。从产品需求端看,过去报价型产品收益基准偏低,产品的收益曲线需要补全,目前客户已能承受一定波动水平,预计未来面向公募客户、较低回撤,收益基准在5-8%水平的细分产品领域最有发展潜力;从资产供给端看,随着低利率环境维持与行业龙头乃至超级企业崛起,这一过程中优质权益、另类资产的壮大将有机会填补现有非标资产空缺。未来银行理财尤其是理财子公司在股债资产的灵活配置、销售渠道的多元拓展、另类资产挖掘和新产品研发上有较大想象力。“从一到无穷大”,转型红利为我国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成为可以对标贝莱德、先锋基金等全能型资管机构提供了想象力。

金融 科技

金融 科技 是 科技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层,通过 科技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拓宽传统金融机构的获客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运作效率,并增强其风险管理能力。新 科技 主要指ABCDI技术,即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进一步推动金融的智能化、数据化。金融 科技 公司整体上通过向传统金融公司输出技术,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利用高频数据赋能风控体系,商业模式更具想象力,甚至有机会依靠类金融业务赚取息差(这取决于监管态度)。主要客户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以京东数科为例:在金融机构服务领域,截至2020年6有末,该机构共服务了600 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客户,累计为金融机构推荐了超200万存款用户、超过2200万个人和小微企业贷款用户,以及促进了近1000万张的信用卡发卡量;累计为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推荐了超过6700万理财产品用户;累计为保险公司推荐了超过4500万保险用户。

财富管理

经济转轨叠加居民财富市场再配置,我国财富管理行业正处“迷雾期”。传统商业银行过去以报价型产品为主,刚性兑付抑制了产品研发,缺乏完整产品线,低利率环境下产品收益率下行;证券以交易属性资金为主,缺乏资金沉淀能力;独立财富销售机构在信用下行期产品风险暴露频发,客户声誉显著下降。外来机构磨刀霍霍,先锋、贝莱德等海外资管巨头联合我国互联网流量头部机构,有可能通过“指数+投顾”的模式逐鹿近200万亿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

在此过程中,财富管理机构的机会在于 一个核心 :持续提升投资顾问的“买方属性”,如考虑采取“低账户管理基础收费+持续产品推荐”的模式,实现财富收入随客户资金沉淀而增加,调整风险偏好以减少权益市场波动和信用周期影响;发展战略在于 三个条件 :延伸产品线,完善账户功能,拉长客户负债期限,在此基础上久久为功,方可将一家“理财超市”运作起来。

可 探索 分拆模式的板块:消费金融、信托、金融租赁

消费金融:

疫情之后行业进入洗牌期,长期看,流量数据广、负债成本低的头部机构和细分场景可靠、资产端定价能力强的垂直机构将会继续发展。

信托:

2020年以来,部分信托产品风险暴露的直接原因来自于资金池叫停带来的产品流动性风险,背后是当前周期环境下高收益债权风险加速暴露。信托行业第六次整顿可能正在发生。信托机构早年因为主业不清晰、资产质量差等问题,监管部门从1982年到1998年对行业进行了五次清理整顿,信托牌照目前仅保留68张。行业早年风险主要体现在固有投资业务和资金挪用。与商业银行相比,信托具有:风险更集中(高风险债权资产占比高)、缺乏负债基础(缺乏实体网点)、资本规模更小(根据一季度末数据,行业所有者权益规模仅6400亿元,行业保障基金不足2000亿元,需应对表内固有资产近8000亿元,表外规模21万亿元)。这导致表外管理资产一旦出现问题冲击,信托业风险抵御能力更弱,我们判断后续行业将出现新一轮整顿。信托是少数在表外实现大类资产配置的金融牌照,受到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和央企等产业集团青睐。与处置银行业风险牌照不同,预计监管部门很有可能推动机构间的牌照收购,推进混业经营,出现行政接管的可能性低。

行业供给侧改革推进,机构将沿着宏观周期和监管有弹性的领域寻找转型机会。按照目前信托行业监管的思路,未来行业私募属性不变,之前信托机构想通过降低门槛(如单个客户从目前100万降至30-40万元)扩大募集规模的策略不可行;募资高成本特征不变,相对于传统报价式资管产品,信托产品成本普遍高500BP以上,这将显著增加了机构对资产端的收益要求。同时,资产配置方向已经变化,未来信托产品整体投向是逐步减少对非标资产的依赖,增加以债券为主的标准化资产配置。沿着这一监管导向,投行化(通过非标和标准化工具系统解决客户融资问题)、理财化(发行以“固收+”为主的私募净值型产品)、私行化(拓展代销渠道)将是 探索 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信托产品的刚兑属性将逐步瓦解。

金融租赁:

租赁业务的优势在于融资且融物的产融结合租赁模式具有发展想象力,牌照相对融资租赁公司更为稀缺,如中银航空租赁(02588)根植于细分领域,整体估值中枢高于母行,缺点在于租赁属于高杠杆和高资本消耗的业务,资产质量与银行企业信贷业务线类似,短期较难证实。

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回答科技创新如何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赋能的?

科技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贺缓早展的重要驱动力,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赋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生禅雀产率和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使企业更具竞争力,提升国民经济水平。

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科技创新可以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提高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4.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科技创新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健康水平,提高教育素质,提哪塌高公共服务质量。

总之,科技创新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赋能,是提高经济效率,提高社会效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包含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词条  第1张

科技创新如何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赋能政治题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通过科技创新可以完全替代或部分替代传统资源、改变组合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产业升级。

是根据在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发展应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完善创新体系为基础,富民强国为宗旨。坚持创新能力、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建设三位一体,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科技创新就是工业企业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具体活动。是原创裂漏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扮源镇指创造和应用厅粗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

姚飞:以科技赋能 助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网

“2022保险 科技 合规与高磨培巧质量发展创新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保险学会党委委员、副会长姚飞在会上提出,当前保险行业在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也面临多重压力,要进一步将保险 科技 与保险业务相结合,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守住合规底线,以 科技 赋能,助力保险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姚飞介绍,受疫情影响,近年来行业增长速度持续走低,发展面临一定的困难,但保险业长期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存在很大增长空间。结合内外环境变化,保中培险市场经历了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和松绑创新的阶段,当前保险行业已进入合规发展时期。保险业在由瞎键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多重压力,需要进一步将保险 科技 与保险业务不断融合,对保险业核心价值链、商业模式、经营模式进行重塑。

“金融 科技 是保险机构突出重围的法宝。”姚飞认为,近年来,多家保险公司转变经营策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推动保险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线上线下业务相结合。随着保险 科技 的迅猛发展,保险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产品和工具应用日趋丰富,服务效率和包容性大幅提升。此外,监管机构不断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保险 科技 发展,现代保险 科技 已经成为金融保险业态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要总结和反思以往的经验教训,保障保险 科技 未来发展行稳致远。

“顺应合规经营和高质量发展时代要求是保险行业面临的新挑战。”姚飞说,严监管、重处罚已成为行业市场中的重要监管特征,如何守住合规底线,使保险 科技 发展和经营走在安全轨道上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投资、发展和应用保险 科技 时,要以使生活更美好、更便利、更安全为出发点,坚持开放与包容共赢,以 科技 赋能,助力保险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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