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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经参时评｜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 2、谈谈科技体制改革对国家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性？
- 3、力合科创多厉害
- 4、如何发挥江苏科技创新优势加快经济转型
- 5、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 6、用好研发经费 助推科技强国建设
经参时评｜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从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 科技 强国，中央对于 科技 创新的谋划部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科技 创新是“十四五”时期应对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抓手。未来五年是 科技 创新发力最关键的五年，也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五年，不仅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大调整与关系大重构、全球疫情蔓延以及经济动荡动态调整，还需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的未来发展之道。
新的发展形势下，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点、产业布局、资本市场等都对 科技 创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 科技 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短板，包括 科技 与经济融合性较差，企业 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 科技 创新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不完善、关键领域和环节高精尖专人才匮乏、 科技 投入产出效益不高、 科技 成果市场化能力不足等，亟须进一步释放 科技 创新改革效应。
坚持 科技 创新引领新发展的着力点在于从核心创新要素上进行突破。这就要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破解创新关键环节改革梗阻，释放制度红利；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科学家和人才为主力、制度为保障的创新生态环境体系；构筑 科技 创新新高地，抓住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机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全 社会 创造活力，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从 科技 管理转向创新服务。创新驱动既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只有政府职能转变到位了， 科技 领域各项改革才能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营造融合、协同、共享的创新生态环境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目标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即界定政府对 科技 创新的边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构建引领、支持和鼓励创新的 科技 体制，推进 科技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次，促进 科技 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建立政策链、服务链和资金链联动的创新发展模式，从财政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创新载体建设、 科技 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加强创新要素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整合，实现创新要素集聚和各主体的协同可持续发展。建立聚焦 科技 创新需求的新型研发机构，从事科研、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融通 科技 与经济两大板块，破解我国现存的 科技 与经济“两张皮”难题，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
再次，增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大企业市场应用研发技术创新、前沿 科技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发展，全面提升企业技术颤绝创新的主体地位。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体系，促进 科技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获取 科技 创新要素的能力，促使更多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设计针对中小微企野颤业的 科技 资助项目，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培养创新型企业家队伍，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最后，完善 科技 创新激励机制。围绕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税收等关键环节，持续推进 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制约 科技 成果转化的瓶颈，在收益分配上有效激发 科技 人员对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优化 科技 创新评价体系，调整企业创新的指标比重，通过合理放权建立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开展项目立项决策权下放试点，赋予项目承担单位更大茄脊姿自主权，为 科技 创新主体进行实质性“松绑”。（李红娟）
谈谈科技体制改革对国家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性？
科技体制改革对国家发展和建设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的重要性体现在让察以下几个方面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
1. 促进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可以推动科技创新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改进科技创新机制，激发各类科技资源的创新潜力，促进新技术、新产业以及新业态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 优化资源配置：科技体制改革可以改进资源配给方式，扭转过去资源仅集中在少数坦毁茄权力部门的现象，使得创新需求更多地得到满足，有利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科技作为生产要素的效益。
3. 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科技体制改革可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打破技术转化传统难点和瓶颈，优化技术转化环节，从而加快创新成果的量产和推广应用速度。
4. 增强行政效率：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可以改变科技部门存在的职能重叠和协同不足的问题，余缺提高行政效率，做好科技计划等重要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使科技创新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综上所述，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科技与经济、国民生活之间联系和贡献的重要途径。望采纳
力合科创多厉害
力合科创有一定的实力的。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经过近20年耕耘，逐步聚集科技创新产业链的技术、人才、载体、资金四大要素，形成了研发平台、人才培训、创新基地、投资孵化高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探索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力合科创集团）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精心打造和培育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公司，成立于1999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力合科创集团与上市公司通产丽星（002243）完成重组，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力合科吵肆创集团以科技创新服务为主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企业孵化，有效集聚创新链条上的技术、人才、载体、资金四大要素，逐步形成应用研发、人才培训、创新基地、投资孵化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力合科创集团已在国内重点城市建设和运营超过30个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创新基地；在北美、欧洲、以色列、日本等地设立了7大海外创新中心，累计孵化服务企业2500多家，培育服务上市公司3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0多家升尺轿以及众多明星科技项目。力合科创集团深度参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区域政府、大型企业合作，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科技企业成长，致力于成为高端综合科技创新服务领航者。
拓展资料：
1.产品服务：力合科创以科技创新服务为主业，集聚创新链条上的技术、人才、载体、资金四大要素，形成了应用研发、人才培训、创新基地、投资孵化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紧密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地方产业升级趋势，全方位孵困扒化和培育科技成果、科研项目、科技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引领科技创新，助推经济发展。
如何发挥江苏科技创新优势加快经济转型
创新驱动是江苏转型发展的核心战略
国际上一种经济学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等阶段。一般来讲，在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投资驱动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带动。然而，随着投入量的增加，投资效益呈递减趋势。要破解这一难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唯一途径是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的创新驱动阶段。一些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以上，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30%以下。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要素配置的方式不同，具体发展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当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原有的优势会逐步削弱，发展路径受到明显制约，必须调整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转型。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朝着更高的发展目标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经济发展曾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现在正处在新一轮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一次转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这一阶段主要是要素驱动，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第二次转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国际化，这一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主要依靠扩大投资，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新一轮经济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转型，核心是实现经济发展由资源依赖、投资拉动、出口带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新一轮转型与前两次相比，难度更大。江苏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过去船小好掉头，现在块头大了，转身就不会那么轻松，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更加突出：一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加剧。在全国各省、自治区中，江苏人口密度最高，人均资源最少，单位面积承载的环境压力最大。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资源约束不断强化，环境压力日益增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来高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二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层次偏低。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环节。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少，核心竞争力不强。三是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江苏是外贸大省，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16.5%，外贸依存度达到70%左右陆穗备，国际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波及经济正常运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高新技术产品市场族哗，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竞争都越来越激烈，依靠出口大幅增加带动经济增长受到了明显制约。另外，据有关部门分析，江苏对外技术依存度60%左右，许多关键设备、关键技术主要靠引进，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影响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综观国际经验和江苏的省情，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根本的途径是，把创新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使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0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一是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二是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三是促进科技创新创业的政策意见。这些文件既提出了目标任务，又有明确的工作部署和政策措施，起到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2007年召开的全省工业大会，进一步提出要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2008年以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但全省上下坚持创新发展不动摇，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十一五”以来，是江苏科技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发展质量和稳定性、协调性显著提高的时期，不仅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的好势头，而且为未来发展积蓄了强大后劲。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企业强，则市强、省强。“十五”时期以来，江苏着早毁重从三个方面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一，推动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落实税收减免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行贴息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贷支持，发展风险投资等。近十年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科技投资都有大幅增长。2012年全省财政科技经费和企业研发投入分别达到257.24亿元和1080.26亿元，分别是2005年的7.2倍和5.1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80%以上。
坚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自主创新，是创新型企业的主要经验。例如，昆山好孩子集团，曾经是一个濒临倒闭的校办工厂，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童车制造商。他们每年用于研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4%。现在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累计5000多项专利，平均每天有两个新产品问世。主导和参与了童车行业80%以上国家标准的制定，参与了30多个国际标准的制定。由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五年来，年均增长12.9%。2012年，在国内市场占70%以上的份额，美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欧洲市场占有率24%，全世界有4亿左右家庭使用“好孩子”产品。
第二，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
过去，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创新能力弱。2005年，我们做过一次调查，全省只有25%的大中型企业设有研发机构。省委、省政府采取措施，实行创新政策向企业倾斜，引导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十一五”以来，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新增3082家，建有率达到75%。与此同时，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222家，引进外资研发机构410家。全省涌现了一批科技创新活跃的大企业。
第三，推动企业成为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集成环节。一项科技成果顺利“破茧化蝶”，产品“风行市场”，不仅有前期的发明、设计，而且包括了试制、批量生产、市场销售等过程，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市场的培育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环节都需要企业来推进。如果企业不能成为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再好的技术成果也只能束之高阁。
为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主体，江苏加强了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科研选题突出企业需求。鼓励高等学校、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到企业一线从事技术创新工作。二是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力度。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向企业倾斜，吸引省内外的科技成果来江苏落户转化，形成科技成果应用先发优势。三是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成长性高、市场潜力大的项目，努力做到支持一个项目，突破一项关键技术，培育一家创新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引进和转化科技成果，形成了新的增长点。
大力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
产学研结合是高效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机制，是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相融合的突破口。江苏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是大学和在校大学生最多的省份，也是科研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不少科技成果“养在深闺人未识”。其主要原因是“三缺”：缺少有效的合作机制，缺少足够资金支持，缺少创新服务平台。推进产学研结合，关键是必须解决这“三缺”的问题，打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阻隔，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通俗地说，就是要采取“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大赢家”的模式。循着这样思路，江苏从三个方面探索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路子。
第一，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积极推进开放型创新，面向省内外配置科技资源，构建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协同创新的战略同盟，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合作形式。
一是各级政府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建立技术创新战略同盟。江苏分别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使江苏科技创新站到更高的起点。江苏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有1218个，中国科学院已有100多家院属单位、6000多名科研人员活跃在江苏创新创业第一线。中国工程院帮助江苏开展多个重大项目的科学论证，鼓励和支持院士参与江苏科研攻关项目。清华大学与江苏合作的项目有700多项、北京大学与江苏合作的项目有100多项。各市县政府也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例如，苏州市与省内外50多所高校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无锡市与中国科学院和省内外七所重点大学构筑“7+1”政产学研合作框架，在微电子、软件、电气工程、生物医药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有的项目纳入了国家863、973重大科技项目。南京与东南大学合作共建“无线谷”，打造通信与网络技术创新基地和产业高地，已经有1500多名科研人员进驻。连云港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能源动力研究中心。这些合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是开发区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共同建设创新基地。“十五”时期以来，各类开发区进入二次创业阶段，省委、省政府提出，开发区不仅要成为产业高地，而且要成为创新高地、人才高地。按照这一要求，开发区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创建了一大批产学研联合体。全省各类创新载体在孵企业2万多家，居全国第一。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与中科院共建纳米技术研发和产业基地，已经集聚了5500名专业人才、160多家纳米企业，形成了微纳制造、纳米节能环保和纳米生物医药3个优势产业。无锡工业设计园，原来是传统工业小区，由加工制造向设计创造转型，已引进250多家工业方面设计机构，聚集设计研发人员3000多人，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000多件。昆山开发区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和昆山工业研究院，既出科研成果，又带动了产业的发展。清华大学研发的OLED技术在昆山开展中试，并建成生产线成功投产，该项目获得2011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常州科教城园区坚持“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理念，实施“金凤凰计划”，创办和共建研发机构100多家，引进和孵化高科技企业500多家。泰州国家医药高新区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学和医药研发机构50多家，成为医药科研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
三是企业与大学和科研单位“无缝对接”。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市场需求、新技术应用最敏感，在产学研合作中处于关键环节。推进产学研合作，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江苏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各类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实现科研与生产无缝对接。截至2012年，江苏企业与省内外970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企业院士工作站326家，博士后工作站500多家，结成各类“技术联盟”7000多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60多个，年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1.3万多个
第二，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制约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品，再走向市场，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出现“梗阻”，缺少资金是重要原因之一。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制约的瓶颈，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财政拨款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2004年起步就拨款3亿元，以后逐年增加，2008年增加到每年10亿元。为用好这笔资金，专门成立项目评审委员会，由科技、金融、工业等多方面的专家组成。凡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产业化前景好、江苏发展需要的项目，无论是来自省内还是省外、国企还是民企，都给予支持。这些专项资金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带动全社会科技投资1088亿元。自2004年至2012年，共支持839个项目，这些项目共获得授权专利5407件，其中发明专利1702件，在物联网、新能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纳米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突破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批产业链配套的重大项目群，80%的项目居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部分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二是促进金融信贷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省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以信用担保的形式，引导银行支持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目前，全省已有39个县(市、区)实行了科技转化风险补偿资金的办法。三是积极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全省拥有各类创业投资机构超过450多家、管理资金规模1200多亿元，成为全国风险投资机构和管理资金最多的地区。苏州沙湖股权投资中心，管理资金规模近400亿元，累计投资高科技企业300多家，已有16家企业成功上市。
第三，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改革高校和科研院所人事管理体制，鼓励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创业、兴办企业。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办企业。在政策激励下，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应运而生。南瑞集团是南京自动化研究院科技人员创办的企业，现有员工18000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9300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员工3400多人。公司创办以来，有6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科技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获专利授权577项，大电网安全稳定控制、继电保护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2012年销售收入达到270多亿元，已经成为继电保护设备生产全球五强之一。
发展新兴产业与自主创新互动并进
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关。当前，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突出表现在能源革命、生物技术进步、新材料开发和信息技术突破，必将引发一批高速度、长周期增长的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也将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前一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中，江苏主要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快速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环节，掌握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少，竞争力不够强。新的一轮产业革命，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面临难得的机遇，只要抓住有利时机，就有可能赢得主动，实现跨越发展。
“十一五”以来，江苏选择具有一定基础的六大新兴产业，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不仅构筑产业先发优势，而且抢占技术制高点。
新能源产业，围绕光伏、风电、智能电网等关联产业，突破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打造新能源研发、制造和应用基地。光伏产业，重点在提高转换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核心装备制造方面进行技术攻关，全省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00多项，是全国光伏发明专利拥有量最多的省份。风电产业，着重突破较大功率机组制造技术，构建从关键配套件到兆瓦级整机的产业链，关键零部件占国内市场50%的份额，整机生产能力占全国的30%的市场份额。自主研发制造的6兆瓦机组是我国目前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机组，标志着风电装备制造业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智能电网领域，成功突破电网安全稳定在线分析预警、电网调度自动化、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继电保护等关键技术，高电压输变电工程控制与继电保护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新材料产业，拥有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8个国家和省属研究院所、20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每年新增授权发明专利近千件。近5年，全省新材料产业年均增速达到59.2%。在纳米材料、碳纤维、硅材料、精密合金、光纤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技术创新成果，并形成一定产业优势。纳米技术研究和应用总体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累计申请专利1500多项，有些技术创新成果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碳纤维领域，攻克生产设备和碳化工艺两大难关，高性能碳复合纤维实现国产化，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封锁。硅材料领域，着重围绕提高纯度、提高转换率、降低能耗，攻克核心技术。目前，在节能环保、低成本制造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半导体关键材料、新型建筑节能材料、电磁功能屏蔽材料等领域研发也取得多项成果。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转化科技成果租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依然存在成果转化率低、中试环节薄弱、风险投资机构不完善等问题。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转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直接的综合性指标。但目前该指标缺乏一致的统计口径和明确的计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中，存在着科技成果应用率、推广率、转化率等多种概念，不仅名称多样，而且统计方法不尽一致。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4万项，但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平均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王顺兵，2011）。全国平均水平专利实施率仅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专利，包括许多原创型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王顺兵，2011）。
从近年来公开发布的科技统计数据看，2004年以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则表现出波动特征，变化不明显。通过对比国内外技术合同成交额，发现国内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仍远低于国外引进技术合同的平均交易额，进一步证实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的现实。然而，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费高昂的代价。国家花费大量经费支持的研发，成果并未得到充分应用，而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但造成投资-收益严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本国核心技术研发，限制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另外，还往往由于引进技术不适应国情等原因，使引进的技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进技术、浪费国家财力的结果。
（二）中试环节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改造而获得的具有理论、实用价值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但从根本上来讲仍是知识形态表现的生产力，需要通过中试进行筛选、验证、改进、完善实验室成果或理论成果，消除各种不确定性才能解决知识形态的隐性生产力与产业化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图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术实现转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需要中试环节的放大、检验、试制、试销，解决在成果研发阶段考虑不到或不全的问题，为实现产业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成果由试验室进入中试放大试验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中试环节缺失，全国每年列入中试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单位和企业也因为中试放大的风险性而不愿意承担中试弊薯伏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为目标，忽略了对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企业则希望拿到成熟的技术投入生产，或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将实验室成果直接进入工厂生产，使很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在工厂开工中暴露，最终导致成果转化以失败告终。
（三）风险投资机构不完善
风险投资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成为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的最关键、最有效的手段。我国虽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风险投资，如1985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992年深圳风险投资基金成立，然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总体来说还是在起步阶段，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与完善，资本市场发育不全，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一些国家，风险投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万金荣，2006）。综合考察目前我国已转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风险投资的不足5%。可以说，风险投资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因素。此外，由于风险投资意识薄弱，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不少企业蒙受重大损失，导致部分企业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开发，重大高新技术成果极少有人问津；对一些转化周期长，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的项目，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传统的商业银行运行的基本原则是经营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产业化最突出的三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由于资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试阶段，需求量很大，传统的商业银行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产业化对资金的需求。金融机构贷款对科技活动支持作用与国外相比相距甚远。民间资本由于没有好的回报机制，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很少。总体上看，风险投资机构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手搭，运行环境不完备，成为我国风险投资资金匮乏、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图4-5 中试环节示意图
用好研发经费 助推科技强国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是重要的核心发展战略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对研发的投入越来越大，这也直接带动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了近年来我们在判敬辩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随着研发经费总量的不断增大，研发强度逐渐逼近国际上限。如何用好研发经费，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将是未来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
优化研发经费的使用结构，提高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改进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增加对科研人员的经费投入，尤其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如科创板的建设，使科技创新的成果与资本市场对接，获取发展资金，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巨大，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研发经费规模仅次于美国。研发强度即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为2.18%，较上年提升0.05个稿盯百分点，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中国当前的研发投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研发强度上都已位于世界前列，并且未来还将继续较快增长。
科研经费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否用好科研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了一国的科研实力与潜力。中国万亿科研经费是谁在投？谁在用？经费使用效果如何？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应如何保障科研经费高效合理使用？我们将针对以上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我国研发经费的来源与使用
企业与政府是中国科研经费来源的主体。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的研究数据，1995年至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来源结构中，企业研发经费占比从约30%增长到70%，政府来源经费比例从25%下降到20%左右，说明企业已成为研发经费最主要的来源。企业研发经费中，境内上市企业占比约40%，其中国有企业贡献超过一半，且境内上市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前10名均为央企。尽管如此，私营部门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8年，阿里巴巴、中兴的研发投入已超过中石油、中国建筑。
中国使用的执行机构主要是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1995年至2016年，企业执行研发经费比例从40%增长到77%，掘缺科研机构比例从42%下降到约15%，大学占比从超过10%降至约9%。企业已成为科研经费使用最主要的执行机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资助。
科研经费的用途一般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其中，基础研究指探究科学知识，无特定或直接应用；应用研究指发明技术解决人类的实际问题；试验开发指开发产品并优化流程。目前，中国用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科研经费明显不足。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研发经费占全部研发经费比例分别为5%和10%，二者合计仅占15%；而美国、日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研发经费占比均超30%，英国、法国更高达60%。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基本没变，用于应用研究的比例下降超过一半，大量研发经费被用于试验开发。诚然，试验开发是科技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在试验开发的高额投入也带来了“工程导向”的产出增长，但在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并将会在长期阻碍和制约我国科技进步的发展和潜力。
研发经费的使用效果
基于对论文、专利、知识产权进出口情况、诺贝尔获奖情况的全球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科技实力近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多项指标已居全球前列，但相较发达仍然差距明显。
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在科学与工程(SE)领域发表论文数量已居全球首位，这与国内研究人员以数量和论文为主的科研考评机制有较大关系。但是，在高质量论文引用率和发表于全球顶尖期刊的论文数量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第二，并且保持较快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18年美国的申请人提交了56142件PCT(专利合作条约)申请，其次是中国53345件和日本49702件。与2017年相比，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增长9.1%，远高于美国增速的—0.9%。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有望在今后两年内赶超美国。在专利授权率上，中国与美国、日本仍然差距明显。
从知识产权进出口费用看，中国知识产权进出口逆差巨大。根据知识产权局数据，2018年，中国对外知识产权付费达358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四大专利进口国，而知识产权出口总额仅仅约为56亿美元。中国知识产权费用有近四分之一付给了美国，高通、IBM、苹果等企业都是全球专利出口的“大户”。中国知识产权进出口巨大逆差说明，虽然我们近年来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在利用专利创造价值方面与发达仍有较大差距。
从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看。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截至2018年诺贝尔奖共授予904位个人和24个团体，在物理、化学、医学三个自然科学领域，美国分别获奖89位、69位、100位，均占据半壁江山。日本卧薪尝胆，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有26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直到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中国本土科学家方才在诺贝尔科学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
好钱仍需花在刀刃上
创新驱动发展是重要的核心发展战略，对研发的投入越来越大，这也直接带动了近年来我们在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随着研发经费总量的不断增大，研发强度逐渐逼近国际上限，未来研发经费增速下滑是可以预见的。如何用好研发经费，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将是未来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
第一，优化研发经费的使用结构，提高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当前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研发经费占比过低。一方面是因为“工程化”的研究导向，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并快速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享受了发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红利。尽管这种模式取得了更快的发展，但目前已经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分工不合理，造成了过多资源流向了试验开发环节。从国际上看，一般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科研机构主要进行应用研究，企业进行试验开发。我们则是大学主要进行应用研究，科研机构和企业主要从事试验发展。因此，有必要调整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重点，形成合理分工，提高整体研发效率。
第二，改进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科学研究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而经费管理的初衷则是确保经费合理规范使用，二者本就具有一定的矛盾，因此科研经费管理始终是一个难题。既要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主权，避免管得太细太死，使科研经费真正为科研服务；又要加强监督，防止科研经费的浪费、滥用、贪污。今后应该在加强科研人员诚信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其科研经费使用足够的自主权，尤其是在基础研究这样不确定性比较大的领域。应该允许科研预算因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改变而作适当合理的调整，经费的使用年限也应更加灵活，使经费使用期与研究周期合理匹配，既满足研究实际需要，也避免了科研经费的突击使用，而这些归根到底只有科研人员自己最清楚，这就要赋予科研人员一定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并且要简化一些经费管理手续，使得他们从过于繁琐的编写预算、填表报销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必须加强科研人员诚信制度建设，对于科研经费的挪用、滥用、造假，应当参照学术造假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大违法违规成本。
第三，增加对科研人员的经费投入，尤其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力度。科技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长期以来，我国研发经费存在着“重物轻人”的问题，研发经费更多地用于仪器设备采购、试验费、差旅费、调研费等，用于科研人员的支出偏低。这种做法既没有体现对科研人员脑力劳动的充分尊重，也不利于其沉下心来专注于本职研究，更不利于优秀研发人才的吸引。中国目前科技人员、工程师数量已居全球首位，但是高端人才数量仍然不足。今后应加大对研发人才的经费支出，尤其应该创造良好的研发条件和生态，比如更好的配套政策、科研环境、扶持资金、文化和生活氛围等用于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到中国来进行创新活动。
第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中国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成功率目前约为10%，与发达30%至4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比有较大差距，大量优秀成果停留在实验室技术阶段。提高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励政策和专利收益分配体系，能够充分激发科技人员和机构的巨大创造活力。在这方面，美国的《拜杜法案》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其核心是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黄少军:结合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1/3归学校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十倍。虽然我国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换法》，但对转化机构的扶持、激励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而且地方和单位相关配套实施细则也需进一步落地。
第五，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如科创板的建设，使科技创新的成果与资本市场对接，获取发展资金，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从国外经验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特别是发展服务于创新企业的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撑与促进作用。美国形成了以纽交所、纳斯达克、地区性交易所、场外交易为基本构架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其中纳斯达克定位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其市场内部又分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提供多套上市标准，以满足不同市值规模、不同行业特点的科创企业的上市需求。从1971年成立至今，纳斯达克为美国孕育、孵化了一批如英特尔、微软、苹果、谷歌等成功的科技企业，在美国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誉为美国“新经济的摇篮”。作为科技强国的日本，同样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除了东京交易所主板外，还有佳斯达克、玛札兹这样专门服务于成长型企业的股票市场，为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门槛过高，且标准单一，新三板作为场外市场，流动性较差、融资功能不足，这些原因已导致大量的国内科创企业赴海外上市。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科创板推出及注册制试点为牵引，进一步完善基于法制与信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信息披露，激活市场流动性，使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对生产要素的定价功能。同时带动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的发展，形成科技转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
当前，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领域。从数据上看，我们当前的科研更注重短期成果，作为后发，这种试图“弯道超车”的心态可以理解，但如果忽视了基础领域的研究探索，将大大影响我国科技实力提升的后劲。我们只有充分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用好日益充沛的研发资源，才能使中国的科技创新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者：刘锋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王恺系中国银河证券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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