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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位经济学家关于“收入差距”的观点
首先介绍祥侍丛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有利因素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
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
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谈埋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然而必须看到，
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
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谨樱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
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
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
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
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
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
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
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
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
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
4、收入分配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
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
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
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
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
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
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
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
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
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
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
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
综上所述，
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
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
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
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
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
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
第四，调整相关税制
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
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
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更多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参考资料：经济日报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１８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５％。相应地，１９９７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１９９７ａ）。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１）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２）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３）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４）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培改程碑的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６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孙陵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１９９４）。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２）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１９９２）。经济学家必须（或配凯判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３）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ｂ），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韦伯Ｍ．Ｗｅｂｅｒ，帕累托Ｖ．Ｐａｒｅｔｏ）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Ｔ．Ｐａｒｓｏｎｓ，米德Ｇ．Ｈ．Ｍｅａｄ，舒茨Ａ．Ｓｃｈｕｔｚ，高夫曼Ｅ．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Ｊ．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吉登斯Ａ．Ｇｉｄ－ｄｅｎｓ，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１）亚里士多德传统；（２）奥古斯丁传统；以及（３）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１）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乙）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ｅｇｏｉｓｍ）。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２）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１９０２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年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３）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Ｄ．Ｈｕｍｅ）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１）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２）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Ｑｕｅｓｎａｙ）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Ｂｅｅｓ）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１７１４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１７２９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Ｆ．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Ｇ．Ｓｔｉｇｌｅｒ），在１９７６年《原富》发表二百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做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涵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做为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１９５０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５０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的争论（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１８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Ｒ．Ｃｏａｓｅ，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Ｇｅｏｒｇｅ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８７）。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Ｍ．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科尔凯廓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在许多层次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竞争”未必成为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明显。我们对文化“产品”的要求并不主要以“效率”为判据，而是以“多样化”为准则。文化生活越多样化，越复杂化，也就越丰富和具有意义。这里，线性的“进化观”是最为人们所不取的。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发现，太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扼杀了文化的丰富性（Ｍ．Ｆｅｌｄｍａｎ，Ｌ．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ａｎｄＬ．Ａ．Ｚｈｉｖｏｔ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４）。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时代总是与强大王朝的慷慨赞助有关，而香港式的竞争环境则很少产生大师级的作品（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道理很简单，竞争会强化“效率”动机，而注重效率会使人（通过社会分工）异化成为简单操作但规模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当我们发现不得不“组织起来”才能变得更加富足时，我们就陷入了异化为大机器的简单部分的危险。凡布伦（Ｔ．Ｖｅｂｌｅｎ，老制度经济学家）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有闲阶级论》）。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Ｓ．Ｓｍｉｔｈ，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Ｒ．Ａ．Ｆｉｎｋｅ，１９９５）。总之，当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论论据便发生了动摇。换句话说，即便是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自利性假设的进化论论据也难以成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发问：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个“自利性”假设呢？它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它甚至使演化成为过分简单的从而最终会消亡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二种“危机”。
有名经济学家的名言
“当我们做对了，没有人会记得；当我们做错了，没有人会忘记！”
——美国华盛顿国立气象研究所
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
生命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泪水中结束，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幸福。
——西方哲人如是说。
1520年以来，全世界只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50家是大学。大学依靠梦想、希望生存下去——这就是大学的历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C·柏林格
政治就像骑自行车：弯腰但要眼看前方，沉默但要拼命骑踏。
——比利时首相伏思达
一幅姿或图胜过千句话。
——中国俗语
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乱册袭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自由放任的终结》（1926年）
大海的表面很难保持平静，社会价值的均衡更是如此。它由供求决定：人为的或法律的东西，往往因为生产过剩和企业破产而反过来惩罚它们自己。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60年）
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智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时代。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什么是不辨是非的人？他通晓世间万物的价码，但对其价值却一无所知。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办企业。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成本记录的是竞争的吸引力。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
生产成本若不影响供给，则不会影响竞争价格。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垄断者，通过经常保持市场存货的不足……以远远高于正常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从而无论在工资还是在利润方面都提高他们的报酬。
——亚当·斯密：《国富论》
风险与知识呈反向变化。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利息论》（1930年）
市场经济是惟一自然、合理和能够带来繁荣的经济，因为它是惟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经济。生活的精髓就在于它无穷无尽和神秘多样，因而，就生活的完美性和变幻性而言，任何中心人物的智慧都无法加以涵盖和设计。
——维克拉夫·哈韦尔，《夏日静思》（1993年）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那些明白怎样读懂这个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的人们，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清醒地预感到震撼世界的惊雷。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
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府管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正是为了这些目标哗兄才颁布管制措施的。
——斯蒂芬·布雷那、保尔·麦克韦（Stephen Dreyer and Paul Macavoy），《管制与放松管制》（1987年）
为增长而增长，乃癌细胞生存之道。
——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
平等和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无法按市场效率生产出馅饼之后又完全平等地进行分亨。
——阿瑟·奥肯（1975年）
国际贸易的利益——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更有效率。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表扬一个人最好用公文，批评一个人尽量用电话。
——美国实业巨子雅科尔
致国民议会：
我们正在同国外对手进行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竞争。这个对手生产光线的条件十分优越，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占领我们的市场。这个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太阳。为此我们请求通过一项法律，关闭和堵塞所有的可以透光的窗户、通道和缝隙，使它无法损害我们这个为国家谋福利的产业。
——签名：蜡烛制造商 F·巴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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