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百科互动给各位分享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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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对经济复苏的阻碍作用是什么
通货紧缩是一种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引起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贬值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样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通货紧缩也是一个与每人都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通货紧缩是指社会价格总水平即商品和劳务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价值持续升值的过程。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日本，通缩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其经济复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与通货膨胀相反，通货紧缩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力增加，但持续下去会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企业投资收益下降，消费者消极消费，国家经济可能陷入价格下降与经济衰退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严峻局面。通缩的危害表现在：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比如人们按揭购房，通缩可能使购房人拥有房产的价值，远远低于他们所承担的债务。
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日益增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伍档余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腔滚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蠢伍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策如果用过了头就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目前，美、日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缓通货紧缩压力为主。在当前全球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随着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逐渐趋于宽松，较低的利率水平和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不仅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有助于缓解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从中长期看，只要全球货币供应量能够保持适度增长，就不大可能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
最后，从当前的世界经济走势看，总体上仍保持复苏和增长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计算，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预计为3.2%和3.2%，均高于2002年的2.8%；以市场汇率为基础计算，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预计为2.2%和2.3%，均高于2002年的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2003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分别由2002年的1.5%和5.4%上升为1.9%和5.8%，而转型国家的通胀率则从11.1%降至9.4%；以世界商品出口权重平均计算的以美元计价的非燃料类商品价格上涨率将从2002年的3.8%提高到2003年的9.4%。世界银行预测，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西方七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将从2002年的1.0%逐步提高到2003年的1.4%和2004年的1.3%，而除石油外的世界商品价格上涨率将从2002年的5.1%上升为2003年的8.2%，但2004年将降至2.3%。从中长期看，世界银行预测2003-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有望达到3.1%，高于1991-2000年的2.6%和1981-1990年的3.0%；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2003-2015年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从1991-2000年的3.7%降至1.9%，同期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分别从2.0%和11.7%降至1.3%和4.2%。以上预测表明，世界经济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可预计的将来都将继续保持增长，而全球价格水平在近期将趋于回升，但在中长期则将继续回落到适度增长的水平，世界经济发生衰退或陷入通货紧缩陷阱的可能性均不大。
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一种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引起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贬值，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样，通货紧缩也是一个与每人都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通货紧缩是指社会价格总水平即商品和劳务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价值持续升值的过程。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日本，通缩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其经济复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与通货膨胀相反，通货紧缩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力增加，但持续下去会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企业投资收益下降，消费者消极消费，国家经济可能陷入价格下降与经济衰退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严峻局面。通缩的危害表现在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比如人们按揭购房，通缩可能使购房人拥有房产的价值，远远低于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他们所承担的债务。
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日益增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庆塌迟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衫搭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誉李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策如果用过了头就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目前，美、日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缓通货紧缩压力为主。在当前全球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随着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逐渐趋于宽松，较低的利率水平和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不仅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有助于缓解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从中长期看，只要全球货币供应量能够保持适度增长，就不大可能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
最后，从当前的世界经济走势看，总体上仍保持复苏和增长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计算，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预计为3.2%和3.2%，均高于2002年的2.8%；以市场汇率为基础计算，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预计为2.2%和2.3%，均高于2002年的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2003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分别由2002年的1.5%和5.4%上升为1.9%和5.8%，而转型国家的通胀率则从11.1%降至9.4%；以世界商品出口权重平均计算的以美元计价的非燃料类商品价格上涨率将从2002年的3.8%提高到2003年的9.4%。世界银行预测，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西方七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将从2002年的1.0%逐步提高到2003年的1.4%和2004年的1.3%，而除石油外的世界商品价格上涨率将从2002年的5.1%上升为2003年的8.2%，但2004年将降至2.3%。从中长期看，世界银行预测2003-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有望达到3.1%，高于1991-2000年的2.6%和1981-1990年的3.0%；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2003-2015年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从1991-2000年的3.7%降至1.9%，同期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分别从2.0%和11.7%降至1.3%和4.2%。以上预测表明，世界经济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可预计的将来都将继续保持增长，而全球价格水平在近期将趋于回升，但在中长期则将继续回落到适度增长的水平，世界经济发生衰退或陷入通货紧缩陷阱的可能性均不大。
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图/视觉中国
文 | 邵宇 陈达飞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历时两年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OECD国家整体产出缺口尚未弥合，供应链和劳动力带来的供给侧负冲击仍是主要解释。2020年-2021年的通胀压力来自负向的供给冲击叠加正向的需求冲击。2022年是需求政策退潮的一年。美国的通胀率原本应该在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出现拐点后进入下行通道，但俄乌冲突可能会延迟拐点的到来。此外，国内疫情的反弹是全球供应链的新的扰动项，又增加了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3月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加息25个基点，并宣称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缩减资产负债表（大概率是5月）。按照利率点阵图，美联储全年或加息7次（每次25个基点），这意味着剩下的6次会议都会加息。当然，在随后的公开演讲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声称，合宜情况下加息幅度会超过25个基点（如50个基点）。相比2013年-2019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周期，本次可谓“急刹车”。虽然2021年8月发出缩减购买（Taper）信号和11月实施的时候并没有像2013年那样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今年“快进的”加息和缩表不仅可能引发恐慌，还可能提前终结美国的复苏进程。再考虑欧洲的通胀压力，以及中国在“三重压力”之外新增的防疫压力，2022年全球经济不容乐观。
从出口的商品结构而言，燃料（原油和天然气等）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约为50%，食品、农业原材料、矿石和金属等产品占比约30%，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约20%。乌克兰的出口以食品为主，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5%，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略低于40%，余下主要山轿是矿石和贵金属等。俄罗斯燃料出口当中的55%到欧洲，40%到亚洲。乌克兰食品当中的53%出口到亚洲和大洋洲，33%出口到欧洲。可见，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其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可能中断正在修复的全球价值链。
在初期，新冠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是对称的，表现为量和价的同步下行，其后之所以表现出以供给冲击为主导，是因为外生的政策刺激改变了供求关系。通货膨胀就是供求缺口的响应。这与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显著不同，它以需求冲击为主。而且，由于发达经济体金融复杂性和相互依赖度更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弱（尤其是对外开放度不高的经济体），在之后的复苏中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这一次，由于生物医学技术和政策空间的差异，（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冲击面前表现得更脆弱，复苏进程也更迟缓，绝大多数经济体至今仍未回到疫情之前的潜在增长路径。
疫情扩散、刺激政策和宏观经济三个周期之间的错位是理解疫后世界经济的重要线索。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不同的分工，这种周期的错位使得全球价值链恢复所需的时间和难度远超预期，使得复杂度高的产业链或制成品持续面临关键中间品或原材料的短缺敏唯配，如 汽车 产业链中的芯片等，进而导致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美国生产商反映芯片缺口在2021年2月达到峰值后趋于下行。由于乌克兰是氖气（芯片原材料之一）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也会对芯片和 汽车 产业链产生扰动。截至今年初，美国 汽车 等交桥指通运输品价格涨幅仍维持在20%以上，在2月CPI涨幅（7.9%）中贡献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50%。
美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欧元区（图1）。由于基期的原因，2021年4月美国核心CPI同比跳升至3%，经过三季度的暂时修整后，去年10月至今持续攀升，2022年2月已经达到6.4%，为40年来新高。英国自2021年8月突破3%以后一路上扬，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以上。欧元区在去年10月突破2%，有可能在今年3月突破3%。由于内需偏弱和政策刺激不强，中国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上游（PPI通胀），CPI压力不大（但今年上下游传导压力或强于去年）。日本通胀读数自去年4月开始回升，9月后由负转正，2022年2月为0.6%，压力也不大，中长期而言，超老龄化 社会 对应的往往是通缩压力。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主席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大滞胀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不同因素之间的接力，既有石油冲击等供给侧因素，也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工资上涨等需求侧有关，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大幅贬值有直接联系。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为越南战争和“伟大 社会 ”计划融资成为白宫的首要事项。
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当时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1966年初，美国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税提案的过程中，时任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一次次地推迟加息。1968年末，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二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2）。这似乎坐实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截至1970年初，通胀已经超过6%。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进行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来换取政府的工资-物价控制以稳定物价。
1973年初，通胀卷土重来。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197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福特执政期间，货币政策整体偏紧。到1976年底，CPI增速下降到4.3%的低点。吉米·卡特于1977年初接任福特，带着他的经济刺激方案走马上任。其经济智囊也基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克莱因，激进思潮卷土重来。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就业摆在首要地位。
伯恩斯的观念并没有转变。他并没有认识到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仍然固执地试图通过影响卡特政府的财政与收入政策，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卡特执政后，FOMC的焦点是刺激经济增长，1977年7月的会议是典型的因为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不愿意加息的案例。9月，M1增速再次突破8%。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主席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将大通胀完全归因于两次石油危机是一大误识。它是一场接力，起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石油危机只是最后一棒。 1966年《劳动法》修正案对工资的拉动，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尼克松物价管制导致的供给短缺等都贡献了力量。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凯恩斯主义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武装了政府和国会。马丁孤掌难鸣，伯恩斯态度暧昧，米勒唯首是瞻，被政治化的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
从疫情后美国通胀的成因、鲍威尔主政的美联储的政策应对、拜登政府的政治诉求和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会发现，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WTI原油价格相比疫情前翻了一番，俄乌冲突仍可能进一步推升油价；鲍威尔在2021年三季度以前都宣称“供给侧结构性通胀”是临时的，货币政策持续走在市场曲线的后面（behind the curve），根据新货币政策框架修订的泰勒规则的指示，美联储应该在去年二季度开始Taper，去年四季度开始加息，实际进度晚了半年。模型显示，当前通胀和失业率组合对应的联邦基金利率约为1%。
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借助了民主党进步派的力量，其政策也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与罗斯福-约翰逊时代相似，缓解不平等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白宫经济部门当中，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塞西莉亚·劳斯、成员杰瑞德·伯恩斯坦，及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MB）主任尼拉·坦顿等都持有进步主义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近年来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极致，疫情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行为被认为是MMT的实践。
笔者曾在2020年的文章《通胀归来，还是通缩-债务螺旋金创基金罗水星:宽信贷前中期经济温和复苏，无需担心通缩？》中指出，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部分趋势性因素——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和人口——在后危机时代已悄然出现临界点。左侧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胜利，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期限溢价持续下行，工资增速停滞，收入分化加剧，劳动份额下降；右侧是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名义利率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明显上升，其中短期压力甚于长期，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或再次转向陡峭……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就是点燃通胀的烈火。
当下，已经不再有人宣扬MMT的神奇功效了。鲍威尔也开始正视通胀的持久性问题，计划用三年时间（到2024年）将美国通胀降至2%。抛开大宗商品涨价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与房价/租金上涨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通胀的演绎及美联储对策，对美国及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疫情之后的“二次衰退”至关重要。
防范全球经济“二次衰退”风险
国债无风险利率的期限结构是判断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到衰退周期的最重要的单一变量。它反映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立场——长短期利差倒挂表明货币政策偏紧，反之则偏松（与仅仅观察联邦基金利率的升降不同）。以1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为参考，在过去60多年里，除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次例外情况，每次利率倒挂之后都出现了衰退。而这一例外情况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利差倒挂往往出现在失业率和核心CPI的交叉附近（或接近交叉，失业率向下，CPI向上）。这一情况也正在发生。去年11月以来，1年期利率开始上行，今年初以来显著加速，离利差倒挂还有85个基点的空间。在利差倒挂前夕，失业率会开始上升。一般而言，在加息过程中，短期利率上行速度会更快。 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的节奏和利率上行的速度过快，美国将面临二次衰退的风险。在最新的GDP预测中，美联储已经将美国2022年的GDP增速从去年底预测的4.0%下调至2.8%。
鉴于欧债危机期间过早加息和过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教训，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政策更加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也更好。又因为早期通胀压力较小，欧央行在缩减资产购买和加息方面也更加保守，疫情期间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PEPP）和资产购买计划（APP）和零利率政策仍维持不变。由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较大。欧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通胀的持续性问题，有可能提前进入退出流程。从经济的综合领先指标来看，欧洲经济增速的高点出现在去年三四季度，但经济规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潜在增长路径。如果欧央行提前退出，很可能终结本就迟缓的复苏。除此之外，欧洲还面临新的难民潮问题。
中国是疫情期间全球价格的“稳定器”。分地区而言，美国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口价格指数）主要来自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等，中国（和日本）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指数始终平稳运行。 这既得益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也与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国内保守的刺激政策有关。中国的政策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减税降费+信贷支持），以此间接地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生产端强于需求端。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政策以直接保民生为主（直接给居民发钱），同时利用货币政策保持市场主体不发生流动性危机，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需求端强于供给端。中外正好形成互补，于中国是外需补足了内需，于海外是中国的供给补足了它们自身供给的不足——世界工厂地位得到了彰显。但这一结构政策出现变化。中国正在受新一轮疫情的困扰，生产与需求双双承压，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需求动能不减，供给能否衔接得上？情况不容乐观。国内三重压力未解，又添疫情，稳增长压力更大。
萨伊称，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反之，供给不足也会消灭需求。全球价值链贸易曾经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制成品，但新冠疫情扰乱了价值链分工，使得原材料和耐用品价格持续攀升，通胀卷土重来。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进一步增加了价值链的脆弱性，可能终结来之不易的修复。2022年，供给侧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拐点何时出现至关重要，其对下游生产和终端消费的影响还将逐步兑现。
所以需防范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二次衰退”，尽管它可能不像第一次那么剧烈，也不会马上到来，关键看三个变量：俄乌冲突走向、中国疫情的扩散和美国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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