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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00年前从完全分拆到战略重组！时隔一年，汇丰在亚洲的业务改革“战争”仍在激烈进行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枣裂镇挡住“蛮夷”的入侵： “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源滑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凳粗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 “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 “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
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从完全分拆到战略重组！时隔一年，汇丰在亚洲的业务改革“战争”仍在激烈进行！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 “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 “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 “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 “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 “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 “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 、“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有关香港的历史资料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
扩展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
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现实。中央政府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事，认真履行宪制责任，坚定支乱兆销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猜羡、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不断哗游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
汇丰这些部门的简称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一、cmb-commercial banking，为商业银行业务部罩谨门，此部门最为重要，此部门在银行中的职责：
1、管理董事的日常日程安排
2、协助部门会议：后勤，会议记录。
3、总监的邮件：待办事项、紧急事项、后续行动等。
4、安排商务旅行行程
5、接待内部和外部客人。
6、协助董事提出和审查索赔以及董事分配的任何特别任务。
二、FCD -Financial Control Department，指财务调控部，负责日常的财务报账及管理。
三、CDT - Credit，指信用卡管理部门，是负责操办信用卡业务的部门，包括印发、物卖基查询、办理等。
扩展资料：
汇丰银行职务：
1、发钞职务：汇丰、渣打银行及中银香港同时获香港金融管理局授权发钞，而除了发钞之外，汇丰亦为香港政府的主要往来户。
2、慈善基金：汇丰银行慈善基金是香港的一个注册慈善基金，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于1981年注资成立，并由该行提供持续经费。
3、扶助企业：社联－汇丰社会企业商务中心是香港一间汇聚各界力量创立的商务中心，为社会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包括网罗专业人士（包括汇丰员工）为社企提供专业意见和顾问服务。该中心由汇丰银行慈善基金拨款资助。
4、网上银行服务：随配芦着互联网的发展，汇丰银行还提供网上银行服务，包括认购资金、外币定期存款（除香港居民不能进行的固定存款投资）、香港股票、债券、衍生产品、黄金和股票基金等固定扣款认购。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汇丰银行
参考资料：汇丰银行官网—集团结构
汇丰银行在中国现状
成立于1865年3月3日的汇丰银行（HSBC），正面临其成立以来在和平时期的重大风险之一。它因为涉及美国政府打压华为，而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棋子。
汇丰银行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其英文名称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显示了与香港和上海的紧密关系。汇丰最初的中文名称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1881年改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据称，“汇丰”二字是由华人买办古应春在测算过笔划吉凶之后建议的，取其“汇款充裕”之意。20世纪初，汇丰已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由汇丰经手买卖的外汇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从晚清至民国，汇丰上海是中国政府偿还外债和赔款的主要经收机关、代总税务司收存保管中国内债基金、收存中国关税的主要银行。1915年上海所有中外金融业的库存金银合计8099万两，其中华商银行和钱庄占17.3%，其他9家外国银行占44.3%，汇丰一家即占38.4%。从成立到抗禅毕日战争，上海一直是汇丰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汇丰在中国大陆的分行相继关闭，只有在上海分行继续运作，是少数在中国大陆未中断业务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2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中国上海。至2014年，汇丰中国共有135个网点，29家分行设于北京、上海、广州等29个城市。目前，汇丰近170家网点覆盖57个城市，其中约三分之一位于广东，是唯一一家在广东全部地级市设有网点的外资银行。目前，汇丰是内地规模最大、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
不过，与中国市场渊源极深的汇丰银行，现在却深陷与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之中，其配合美国打压华为就是一个焦点。
今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7月24日上午，该法院公开了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阶段庭审的证据材料。从公开证据看，汇丰银行扰晌有参与构陷、“做局”的嫌疑，它提供了关于华为在伊朗业务的材料作为证据，换取了美国对汇丰违规的赦免。
在美国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诉记录》中，一个关键证据是华为CFO孟晚舟对汇丰“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香港星通”，即Skycom）的关系，“误导”汇丰继续向华为提供银行服务，导致汇丰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制裁法案。这意味着，孟晚舟对汇丰构成了“欺诈”。此案的“唯一关键证据”是孟晚舟交给汇丰的一份PPT文件，包括PPT全文以及汇丰与华为的业务邮件记录。不过，在自称不清楚华为与Skycom的关系这个关键点上，汇丰撒了谎。从华为发给汇丰的香港星通2009/2010财报可知，汇丰完全了解Skycom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汇丰声称，只有“初级”员工清楚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但这些“初级”员工没有将相关信息传递给“高级”管理者，导致汇丰高管只能依赖孟晚舟提供的PPT判断风险。
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2012年12月，汇丰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定，与美国司法部签署《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向美国司法部保证，针对全集团客户开展审视和清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汇丰仍然未能识别华为和香港星通的关系，显然不合逻辑。2013年2月，香港星通关闭了汇丰账户，华为与汇丰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到此结束。但在此之后，汇丰仍要求与华为进贺李芹行“沟通”。2013年8月，孟晚舟应邀与汇丰高管会面，陈述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所提供的PPT被汇丰转交给美国方面，成为美国打击华为的关键证据。
汇丰配合美国打击华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通过举证孟晚舟来换取美国对汇丰的赦免。2012年，美国政府就严重洗钱和资助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指控汇丰，汇丰为此支付了19.2亿美元罚金，并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为期5年（2012-2017）的《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同意“在任何调查中配合美国司法部”，如果未能履行相关要求，美国司法部有权撤回该协议，并向汇丰提出刑事指控。
2016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诉协议》以及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诉汇丰进行讨论。同年底，汇丰开始秘密对华为账户进行调查。据路透社当时的报道，汇丰“配合”向美国提交对华为的调查结果，“凑巧”就在汇丰与美国司法部协议到期前。路透社的报道明确指出：汇丰在2016年底到2017年开始“配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发起的调查，是为了换取美国司法部对汇丰银行的宽恕，因为汇丰本身还涉及其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的案件。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2月到7月，汇丰积极配合美国对华为的调查，主动向美国司法部至少做了4次陈述，内部上千人被美国司法部约谈。2017年12月，尽管美国司法部合规监管员认为“汇丰的合规仍有很大缺陷”，但美国检方却“出人意料”地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并结束了对汇丰的监管。从时间线和事件线来看，自2013年约见孟晚舟，到2016年内部启动对华为的调查，直到2017年8月终止与华为合作……汇丰通过一系列操作，在保留华为这个大客户的同时，通过向美国提供华为的证据，换取了美国撤回对其的指控。
从一般的商业逻辑来看，一家追逐利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在主观上不应该去“构陷”自己的大客户。但汇丰的现实情况是，它因为一系列违规事件被美国政府拿住了“把柄”，不得不配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进行调查，来换取美国政府“放汇丰一马”。站在美国立场上，需要汇丰银行扮演“污点证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全球调查和打压华为，早已不是商业利益或违背制裁禁令，而是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并对中国进行长期遏制的一场特殊“战斗”。换句话说，打压华为是美国针对中国地缘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而汇丰银行已经深深卷入其中。
面对中国媒体指责其“构陷”华为，汇丰在该行（中国）的微信账户上发布声明称，它没有参与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的决定，“华为事件发展的背景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华为的调查并非是由汇丰银行触发的”，“汇丰银行对华为没有恶意，也没有‘陷害’华为”。声明还称，“为响应美国司法部的信息要求，汇丰仅提供了事实信息。汇丰银行没有‘捏造’证据或‘隐瞒’事实，也不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事实或损害任何客户。”
不过，汇丰的声明回避了重点。美国司法部发起对华为的调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汇丰解释。汇丰在此事中的角色、动机和利益交换才是重点，汇丰的积极配合对于美国司法部实施打击华为的行动，并以此为理由借加拿大之手逮捕孟晚舟，无疑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在这个敏感时点，深圳银保监局于7月24日公布了一份批复——同意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关闭深圳龙岗支行（巧合的是，华为公司总部正好也在龙岗）。市场高度关注的是，汇丰银行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它在中国市场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此，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有如下个人判断：
第一，汇丰银行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与其他西方金融机构不同，汇丰控股的注册地虽在伦敦，但其“历史和文化注册地”却在中国香港，其市场深深根植于中国市场（包括香港和内地）。据汇丰年报，2019年汇丰银行经调整的收入为554亿美元，经调整的税前利润为222亿美元。在亚洲市场，经调整的收入为305亿美元（占全球收入55%）；税前调整后利润达186亿美元（总利润占比83.8%）。其中，香港市场调整后的税前利润为121亿美元（总利润占比54.5%）。汇丰2020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集团106.6亿美元的总营收中，香港地区贡献了46.1亿美元，占40%；在32.3亿美元税前利润中，香港占28.5亿美元，占比高达88.2%。
第二，汇丰银行将难以摆脱中美博弈“磨心”的地位。香港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博弈的“磨心”，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前哨”阵地。以香港为根的汇丰银行难以摆脱这种处境。同时，由于市场利益所在，汇丰银行很难做出撤出中国市场的决定。在安邦智库（ANBOUND）对撤离中国外资的分类中，汇丰银行属于“撤离就倒”的一类。汇丰银行难以摆脱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尤其是在中国《港区国安法》和美国《香港自治法案》实施后，两国将基于法律层面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汇丰在金融业是“巨无霸”，但在国际政治中则如一叶扁舟，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撤离中国市场，今后汇丰需要更多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而不能只考虑美国单方面的霸权和利益。
第三，汇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处境将有微妙变化。加拿大法院公布的最新证据，揭示了汇丰银行参与“构陷”孟晚舟、配合美国打压华为的事实。这迅速在中国国内舆论中激起了对汇丰的愤怒情绪，今后针对汇丰的攻击性言论肯定会增多。此外，汇丰协助美国充当“污点证人”的行为，将会影响其商业信誉和市场形象。今后一些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企业和个人客户，在选择银行时有可能会避开汇丰，避免成为汇丰向美国奉献的“祭品”。这对汇丰在内地和香港的市场将会负面影响。
第四，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刻意打压汇丰银行。虽然汇丰银行在背后“捅”了华为一刀，但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政府不会因此而刻意打压汇丰银行。理由是：（1）汇丰银行对香港来说十分重要。未来香港需要维持繁荣，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香港诞生、与香港居民和企业有重大关系的汇丰银行是一个重要象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存在。（2）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有外资，不仅需要引进外资，也需要有外资的持续经营。汇丰银行是在中国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在外资金融机构中具有代表性。（3）中国“制裁”外资银行需要基于法律，目前的立法现状难以溯及以往。中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于2018年出台，《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出台，这两项法律可能不会追溯汇丰过往的行为，但会对汇丰今后的行为形成法律约束。
汇丰银行参与美国打压华为一案，在中国将引发复杂的反响。从大局出发，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刻意打击汇丰，法律上可能也不会溯及过往。不过，汇丰今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汇丰未来的行为将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说白了，协助“构陷”中国公司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香港经济发展优势
经济起飞
经历过1960年代末的暴动，香港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了政策方针，开始咨询华人的意见，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1973年由于受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香港经历了故灾和经济大衰退，恒生指数从1700多点暴跌至400多点。但自1974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0年代中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开始实施九年免费教育，并进一步扩展公共房屋计划，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使香港于1980年代初成为世界著名的“亚洲四小龙”[6]之一。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香港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不过在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问题”已成为中英两国正式议题，但谁先提出转移香港政权，外界一直众说纷纭；但不论谁先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为中英两国，揭开了近20年争拗的序幕。
香港在1970年代末至1997年20年来的经济起飞，归功于中国的开放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既改变了新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兆禅况，也给香港经济发展的良机，让香港发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
中英谈判
主条目：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1981年香港股灾, 和 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1980年代初，英国曾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前者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英国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传统的英资公司，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期间，1981年由当时的商界年青领袖李鹏飞率领当时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组成“年青才俊团”前往北京交流，并得到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接见。当他们向邓小平提出有关建议时，被邓小平严辞指责，这种强烈反对及绝不让步的态度，令游说工作失败。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乘福克兰群岛战争大胜阿根廷之威，到北京提出继续“以主权换治权”作为方针，企图延续对香港的管治，但结果与之前“年青才俊团”一样，但中国稍微让步让香港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亦成了中英两国谈判时的唯一方针，亦因中方对收回香港立场强硬，其间香港的楼价、股市及港元汇价大幅度波动，更于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由1982年约6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宣布联系汇率制度[7]，港元再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而作为英资首席财团—怡和，于1984年3月28日宣布迁册百慕大，这举动被政经界人士视为英国资金撤走的先兆及对中国收回香港的举动投不信任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依照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除外交及国防外，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
回归后的香港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主条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过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香港正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管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董建华为首任行政长官。然而，就在3个月后，东南亚及日、韩、台货币受外来冲击。香港亦不能幸免于难，地产产值大幅下跌、失业率由2%升至6%、经济增长率亦由正变负、恒生指数由1997年8月所创的16820点历史新高，下跌至翌年8月的6700点、银行同业孙链拆息由被狙击前的数厘升至数十则猜孙厘，当中隔夜利率更于1997年10月23日高见300厘。1998年8月中，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会同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邝其志宣布动用外汇基金入市，试图扭转一年多恒生指数跌势，最后动用了1180亿港元成功击退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炒家。随著1999年因当年因香港政府于1998年入市购入的“官股”而衍生出来的盈富基金加上美国的科网热吹至，香港股票市场再一次进入疯狂状态。恒生指数亦约12000点，上升至18300点历史新高，失业率由6%下降至4.5%，经济增长率上升10%，但随著美国的科网热减退，香港的科网泡沫亦随即破灭，及后于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香港交易所继87股灾停市四天后，宣布停巿一天。香港无可避免持续衰退，加上以往香港扮演中国转口港的优势受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挑战，而且面对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令制造业北移，失业、通缩问题随之而来。政府连串政策失误和不擅建立良好的公关形象，令政府处于弱势，社会不满气氛与日俱增，这股衰退潮一直持续至2003年尾仍未竭止。
2003年春，由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爆发，香港各方面大受打击；直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的名单中剔除。是次疫症中，香港有1755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7%的历史新高。政府处理抗疫过程备受批评，市民由从前只着眼经济发展、转而开始关心本土政治。同年年中，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强行立法时，成为市民对政府施政不满的导火线，引发同年7月1日的50万人大游行及视为亲政府一方的自由党于此时突然宣布反对，政府才只好暂时搁置立法。游行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再次变成着重经济方面，如落实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推行“个人游”，容许中国大陆部分省市居民自由来港作短暂旅游，并落实兴建港珠澳大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物流中心的地位。
2004年5、6月、香港成为“泛珠三角9+2”经济整合的成员，继续发挥原有的优势。另外，民企自由行令香港继续成为大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外国和香港企业进军大陆市场的“窗口”。人民币可在香港兑换令香港成为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中心。特区政府亦开始和中央、各级政府商讨香港和内地的公路、铁路规划，加强两地的陆路交通联系，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航运和服务中心。同年7、8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通胀，正式走出持续了68个月的通缩期。
2005年3月12日，行政长官董建华突然以健康为由辞职，同时获中央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辞职的原因，社会普遍认为他是面对各种压力，尤其面对七年来施政效果不理想的指摘，身心俱疲。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宣布参选行政长官以替代董建华辞职的空缺，最后成为唯一获得有效提名的候选人，于6月21日获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出任新的行政长官，并于6月24日赴京宣誓就职。曾荫权继任之后，给香港政坛带来新气象，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心和评价普遍回升。
2005年9月12日，亚洲第二个迪士尼乐园于在香港大屿山竹篙湾开幕，为香港的旅游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香港----国际商务中枢
地理位置优越(中国的南大门)
香港地处中国东南端，同时也位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带，位置优越。香港总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由香港岛、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及新界组成，其中郊区多集中在新界。香港的235个离岛也归入新界范围，最广人为知的是大屿山。大屿山既是香港新机场的所在地，也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的选址。在中心驾车或乘搭铁路，迅即便可直达，十分便捷。本港公司在亚洲区以至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而香港的企业家亦凭以业务触觉敏锐兼具备「生意头脑」而驰名海外。香港拥有一个深水港，人口达680万，秉承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精神，与中国有不可分割的深厚关系。香港人处事灵活、教育程度高，而且富创业精神，正是香港能爆发惊人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原因。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每当北美地区夜幕低垂，而欧洲各国晨曦初现时，香港则已日光照耀。换言之，只要跨国公司在北美与香港、或欧洲与香港同时设有办事处，实际上便可利用两地时差，全日24小时运作，处理不同项目。对于从事信息科技及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而言，无疑十分便利。
全球服务中心
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中逾80%来自服务业。服务业的经营范围包罗万象，由遍及世界各地的海空运输以至承包生产、软件设计，无一不达国际先进水平。鉴于竞争激烈，本港不少服务项目的收费都是全球最低廉的。近年国际长途电话市场开放，本港长途电话收费亦随之显著下降，现时由香港致电美国的收费，比起美国州与州之间的电话费还要廉宜。
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
在一九九九年，共有880家公司以香港作为亚洲区总部。美国公司设于本港的地区总部数目最多(205)，其次是日本(114)和英国(82)。此外，约有1,650个国家都选择香港为其地区办事处。这些地区总部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批发／零售、出入口贸易、其它商业服务（例如会计、广告、法律等行业）、金融财经、制造、运输及相关服务。
政府行政架构精简
香港拥有一个架构精简而效率高超的政府。公司及个人课税率低，而且易于计算。香港政府亦以效率出众、透明度高兼处事公正而知名，既乐于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却又极少干预市场运作。在过去连续六年，香港都获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列入「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
香港的投资
香港信息开放，法治制度完备，政府开明廉洁，都是吸引企业选择来港经营的主要因素。根据工业署的《海外公司驻香港 地区代表调查1999》显示，本港的外商企业达2,400家，其中840家 为区域总部，另1,650家则为区域办事处。受访者表示，政府廉洁、信息开放、政治稳定、银行及财务设施优良、地理位置及税务制度等 ，都是他们作出投资决定时首要考虑的因素。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 为香港信息发达，加上一流的银行及财务设施、低税率、简单的税制 、完善的基础建设，以及廉洁的政府，令香港获得很高的评价。
香港是进出中国内地经商及投资的大门，同时也为内地经济现代化提供所需的人才及资金。 目前约有半数出口货品仍然经香港转运内地，而香港在内地的投资额亦占当地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约五成。 每天约有800班渡船、100班航机、35班列车及 27,000部车辆穿梭中港两地。 香港约有50,000家公司于华南地区自置生产设施 ，聘用员工约达500万名。目前本港约有10万人在内地工作，主要负责管理及培训职务。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也是香港经济的主要投资者， 国内约有2,000家企业在香港注册，资产总值接近2,000亿美元，是香港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者。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凭着本身的技术及与内地机构的联系，定能加强在世界贸易市场的地位，香港经济多个行业亦会有良好的前景。随着金融业的开放，有兴趣投资东亚地区的投资散户及机构投资者将会陆续增加投资，中小型外资企业亦有可望进一步增加直接投资，鉴于香港一直扮演中介的经纪角色，这项发展将令香港受惠。
香港的电讯业亦可从中受惠，原因是企业及日见普及的互联网服务将于未来数年对电讯造成需求，而国内亦订立新例，准许外资电讯供货商拥有50%股权的企业在国内经营。部分人士更预期，香港将会带头发展新互联网软件，研制特定软件及互联网素材， 迎合国内用户及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需求。对于这个行业而言，小型公司股票市场在香港及区内其它地区崛起，加上外国投资者及风险资金企业参与发展的途径越来越多，定必有助业务发展 。
香港与外界的联系
中港两地的联系许多专门论述在中国内地经商的著作都鼓励企业预先打通关系，才好应付内地复杂的营商环境。国内有不少举足轻重的人物可对公司的业务造成影响，因此，人际关系及声望往往是企业在国内洽谈商务时最重要的资产。
人际关系正是香港企业家的过人之处。香港代理商在内地交际广阔，认识当地厂房、供货商及散户买家，可以轻易物色到分销商，进行市场调查，并且熟悉不同地方掌管土地的机关，同时亦深谙与各省市政府打交道的窍门。与主要人物及机构建立关系，可令企业事半功倍。建立这些关系代价不菲，但香港代理商、顾问及企业家通常已掌握了一定关系。外商如有意到内地经商，不论是在内地销售产品或者在当地从事生产，都可与香港企业合作或 委托香港代理商经办，以节省起步时间，使业务发展更为顺利。香港总商会、本港各行业组织及管理顾问公司都可为您提供资料，物色具备国内营商经验的合作伙伴。
香港的电信网络服务
随着香港电话有限公司的本地电话服务专营权于1995年6月30日届满，三间公司分别获发牌照以竞争形式营办固定电讯服务。
香港是首个拥有全面数码化电话网络的主要城市。亦是亚洲以至全球电话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每100人便有72具电话或55条电话线。
2000年全港约有490万具电话。电话及其辅助器材均以具竞争力的价格供市民随意选购，并直接接驳本地电话网络。
此外，本港市民亦可享用各种各类的数据通讯服务。本港在1996年12月巳引进来电显示服务。同时适用于本地和海外通话的公众收费电话多不胜数。本地电话收费只需港币1元，比很多主要城市的便宜。
截至2000年4月，全港的传真线达392,000条(每100 条商业电话线有24条传真线)，增长速度维持在每月2000条左右。目前，香港有超过230万个互联网用户户口 。
香港的旅游
旅游业香港是一个旅游热点，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 。香港酒店林立，丰俭由人，各式餐厅食肆约共6,000家，旅游名胜多不胜数 。
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目前价格计算，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未来的40年，预计将总共为香港带来约1,480亿元的增值经济得益，例如各行业的利润及雇员的收入。香港迪士尼乐园首年预计会有超过500万人次进场参观。约在15年后，每年最高会递增至1000万人次。香港迪士尼乐园落成后第一年， 将可吸引约340万名外地游客（包括140万名额外游客）。
在15年后，预计游客数目将增至730万名（包括290万名 额外游客）。香港迪士尼乐园启用后第一年的游客额外消费预计约为83亿元； 而由第20年开始，每年的额外消费会增至168亿元 。
香港的信息科技教育
现时，在高等教育界，大约五分一的学生修读有关信息科技或工程系的课程。大约10％的研究拨款用于信息科技方面。另外，各高等教育院校致力提供及更新有关设备，改良教学及学习过程，务求使学生能多接触最新的信息科技，以应付大趋势下的新挑战。此外，网上课程亦是高等教育的新趋势。香港公开大学计划于未来两至三年提供某些主要以网上教学为基础的课程。香港公开大学现时亦拥有亚洲最大的电子图书馆。另外，教资会最近亦拨款5，100万元支持本港三所大学共同发展一个有关信息科技的项目，以发展信息科技成为香港的其中一个卓越领域。此外，政府亦大力施行各项主要措施，包括为中小学添置电脑、为所有学校接驳上网、透过信息科技教育资源中心为教师提供专业及技术支持等，另亦于部分中小学实施先导计划，藉以建立一套利用信息科技教与学的最佳方法。
香港的基础建设
香港现正进行多项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基建计划。各项大型基建计划往往能依时完成，甚少出现延误，亦毋须经过繁复的审批程序。本港近年建造的铁路、隧道及道路项目均能一一依时竣工。在未来五年，政府将耗资逾 2,350亿港元(300亿美元)，进行多项大型铁路、道路、土地、港口建设工程 和众多较小型的工程。这些工程不但有助保持香港作为地区运输枢纽的地位， 亦可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质素，并且将提供数以万计的职位，刺激本港经济增长 。
正在计划和实施六项铁路工程，将令本港现时长143公里的 铁路网络增加超过60公里，并且有助开发新界西北部作进一步发展。计划进行 的道路工程，包括改善及兴建约100公里长的策略性道路，这不但有助纾缓市 区道路挤塞的情况，而且将提供通往边界的重要新道路，连接本港与中国南部 及内地其它地区。计划进行的土地工程，将为九龙、港岛及新界开拓超过600 公顷新土地，以供兴建房屋，以及拨作商业、零售及康乐用途 。
香港的文化
香港融汇了古今中外的优良传统，这点最能从遍布全港的文 化博物馆及艺术馆反映出来。正因为文化根源深厚，本港的博物馆和艺术馆除了展出珍贵的中国历史文物外，还摆放了不少当代艺术杰作，堪称中西合璧，一应俱全。香港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饶富教育意义，前往参观诚属赏心乐事，实在不容错过。
香港科学馆的展品多属互动形式，益智又有趣味性；香港太空馆放映阔银幕的全天域电影及天象节目，引人入胜；而全港最大的博物馆——香港艺术馆，长期展览中国艺术品，展示中国古代艺术。对茶艺有兴趣的人士 ，不应错过位于港岛区的茶具博物馆(Flag staff House Museum of Tea Ware) ，重温华夏文化的茶道艺术及精萃。
在语言方面，香港通行多种语言，其中粤语（广东话）及英语同属香港的官方语言。广东话是华南地区的方言，也是香港最普遍的口语，香港有97%人懂广东话。不少人也能听、讲英语，而本港的政府部门及法庭亦使用英语。本港有部分人能操普通话（中国内地的官方语言），而一般人都能 听懂普通话。此外，另有部分人士使用中国其它方言，他们多属从华南地区及沿海省市来港的居民。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劳动人口适应力强，教育程度高 。
香港的治安
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罪案率与新加坡相若，实际上比东京还要低。相对伦敦以至美国各大城市，香港的罪案率还低得多。在香港 ，持有枪械属严重罪行。无论昼夜，任何人都可安心在街上行走。香港人口大多为华人，主要来自华南地区。在一九九九年年底，在港的外籍人口有495,200 人。此外亦有相当人口来自北美洲、东南亚、澳洲、英国及印度。
香港的医疗
香港的医疗系统十分全面化，在亚洲区内数一数二；护理服 务可媲美全球最优秀的医院。所有医护人员均能操英语，香港亦有提供各项主要专科医疗服务。香港设有多家医院，各类房间收费不同。香港的医疗及保险费用较大多数西方国家为低，而且求医方便，质素极佳。
李鸿章是个什么样的人，理由是什么？
我的观点：
真正了解他的人不会说他是个懦夫，所以我不同意二楼的说法，要骂就取骂慈禧骂光绪，别骂他！
他是真正向西方学习的，开眼看世界的清朝大臣，他创办学校，开工厂。
他成就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现代海军，使得日本几十年内不敢向东耽望，若不是，日本侵略会提前几十年。
他主张议和，虽有伤国格，但亦属无奈，而且清政府的军力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亡国；二、议和。唯有议和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而且在议和中他力保国家利益也尽力了，若换作他人，损失会更多。
中国受辱，痛在国力，其咎并非李鸿章。（所以现在祖国强大了作为中国人都应该为之而骄傲，自豪，都应该挺直腰杆作人！我很自豪）
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议和书上签字就骂他，那只是个符号，他不是投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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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观点：
李鸿章简
李鸿章（1823～1901）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时，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段塌李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卒。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以上选自¼;/archives/2005/629.html正确评价握迟历史人物－从李鸿章争论说起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衫冲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以上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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