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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账本2020：45万亿怎么花？财政制度怎么建？财税改革怎么变？
摘要：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三大攻坚战”决胜年，尤其经历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数月，新形势下楼市怎么定调，企业怎么发力，区域与城市如何发展，这次两会行业代表委员将带来什么提案议案？全国两会被赋予众多期待。
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预算报告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不一样的内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专项债额度达3.75万亿元，赤字率突破3%，拟按3.6％以上安排，额度高达37600亿元……
这是5月22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些关键的数字，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如果加上抗疫特别国债，今年会有两万亿元的特需资金存在。这些资金将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这些只是中国2020年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按照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下称，预算报告）的数据，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29980亿元，收入总量为21025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7850亿元（含中央预备费500亿元），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0000亿元。
另外，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129126亿。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26123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614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82284亿元。这意味着2020年整个财政收入“四本账”预算支出达到45万亿元以上。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将会进入哪些方向？特别国债专项债赤字一共超过8万亿的支出，对经济将会有哪些影响？
2020年的国家账本不仅仅体现了预算的收入支出，按照财税改革的进度，2020年将会是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一年，财税改革将会有哪些变化？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看出，今年财政政策要求还是要有力度，同时保证财政可持续性。今年预算中的赤字率首次超过3%，新增的赤字部分和抗疫特别国债都划拨给了地方财政，这说明中央对地方财政运行的状况非常重视。“六保”中提出的保基层运转，民生都是通过地方政府来保证，但地方政府的收入可支配财力问题以及发展问题正引起中央层面更多关注。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东认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专项债3.75万亿元，既是疫情冲击特殊形势下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保证。
收支情况
与往年一样，202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依然分为“四本账”。在1997年之前，中国政府只有一般公共预算这一个账本，当年13项政府性基金被纳入预算，政府账本变为两个。200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独编制，预算报告拥有了三个账本。
四个账本的分配模式从2014年开始固定，并形成了现在的局面。所谓四个账本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个部分。简言之，“四个账本”的主干分别涉及税收和非税收入、土地资产、央企资产和中央社保资金。
2020年的预算四本账的收入共有420637.99亿元，分别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21025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129126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84.99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7287亿元。
而预算四本账的支出达到蠢凯45万亿之多，其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7850亿元（(含中央预备费5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26123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614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82284亿元。
5月22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部长通道”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将会下降，我们建议将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比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增加了1万亿元的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还将发行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调入了近万亿元的资金。此外，还将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1.6万亿元。
对于现在地方财政的情况，刘昆预计减渣拆收增支的规模在8000亿到9000亿元，一些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的压力。前几个带梁唤月，中央财政已经加快了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下拨速度，同时提高了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困难。从总体上看，地方财政的运行是正常的、稳定的。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在预算四本账中最主要关注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涉及专项债，怎么使用，如何还本付息，是否有债务风险？一般公共预算关注的是民生问题。“社保预算，因为疫情而有减征和免征的问题，使得社保在2020年收入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同时因为社保支出是刚性支出，所以要解决社保可持续的问题。至于国资预算因为规模小，不是关注的重点。”施正文表示。
积极财政
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冲击，2020年的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有为。2020年5月14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刘昆的署名文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随后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
政府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在优化支出。《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穷志表示，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是应对当前疫情的主要政策选择，其特征是直接、迅速，无疑是应对疫情最有效的政府政策，表明政府保民生和恢复经济的果断和决心。今年的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出手：收入政策（减税，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支出政策（增支，瞄准新基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和债务政策（发债），形成一个体系，是一套组合拳、力度空前。
刘穷志告诉记者，债务政策出乎意料，赤字率达到了3.6%不仅远远超过3.0%的常规安排，更是突破学术界3.5%的心理预期。另外，专项债规模达到3.75万亿，突破学术界3.5万亿的心理预期；特别国债达到1万亿规模，接下来还有可能加大力度。
但实际上，“积极财政更加积极有为”这种说法在在此前数次的高级别会议中就有所表示。
3月27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用，加紧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和建设工作。
特别国债也是如此。特别国债是指特定时期发行，用于特殊用途，并形成特定资产的国债，它无需列入一般公共预算，而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原则是“以收定支”，因此必须有受益性要求。今年年初，就有多位专家提出应该发行特别国债，比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还有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在此之前，中国曾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其一，财政部于1998年8月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其二、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发行一万五千五百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
2020年的预算报告披露了特别国债的相关细节。预算报告称，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的特殊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抗疫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为10000亿元,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积极财政政策表现在不仅有发行特比国债，2020年的赤字率更是历史性的突破3%，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额度为37600亿元。在两会之前，已经有多位专家判断会突破3%，施正文也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当时他的预测是赤字率3.5%，原因是今年的疫情和困难的挑战是巨大的，不仅是中国，全球经济都遇到困难。“为了对冲压力，肯定要加大财政调节力度，当前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支出增加，赤字肯定要增加。”施正文说。
除了扩大财政支出，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更加有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前期出台6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高瑞东告诉记者，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是关键时刻拉动总需求的重要推手。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财政政策需要在一揽子宏观政策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只有努力扩大总需求，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另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企业减负让利的重要保障，我国近年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今年全年将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改革
相比庞大的财政支出和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2020年更为关注的就是财税改革。按照2014年开始的财税改革安排，今年要建立基本现代财政制度。
2014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成共识，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在预算报告中也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施正文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财税改革一直在推动，只是目前进入攻坚区、关键区，财税改革中预算改革走得比较顺利，但税制改革面临一些困难，最困难的是财政体制改革——也就是中央与地方的体制关系、收入划分。
施正文最近参与了某政府部门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立法的课题，他在研究中发现，若是不提财权改革，怎么能保障事权划分，也就不能能履行支出责任。在之前改革中提出的支出责任与事权和财力相适应，这是支出的问题，但是收入哪里来？“所以中国需要财政法，财政法的核心就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施正文强调。
此前5月1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也提出，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此外，预算报告也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扎实推进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做实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基本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
楼继伟如何谈中美贸易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组织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上楼继伟:3%的赤字比例很小，应该在4%以上，对中美的贸易摩擦发表楼继伟:3%的赤字比例很小，应该在4%以上了自己的看法。楼继伟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中国已经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贸易战会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欧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贸易摩擦的便车。
以下为楼继伟发言楼继伟:3%的赤字比例很小，应该在4%以上：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谨手御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薯腔、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 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祥岩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
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总结发言：
第一，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楼继伟提出的现代财配制度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楼继伟：改革的一大着眼点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楼继伟:3%的赤字比例很小，应该在4%以上，预算编制和审查的重点由现在的收支平衡状态更多向支出预算和政策转变。这一重大转变带来的变化很多。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预算审批的核心如果是收支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成税收任务，否则就会扩大赤字。这一方式很容易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经济较热时，完成税收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倾向于少收点，民间钱越多，经济就越热；经济偏冷时，财税部门为完成税收任务倾向于多收点，就会收“过头税”，民间钱少楼继伟:3%的赤字比例很小，应该在4%以上了，经济就更冷。预算审批重点转向支出政策，收入预算从约束性任务转向预期性段斗，意味着更多强调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弥补超预算赤字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的机制；抓紧研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此外，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也将推进预算的公开透明。目前预算公开的一般是收支情况，下一步将更多推进政策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
问：《决定》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一要求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楼继伟：这是解决当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楼继伟:3%的赤字比例很小，应该在4%以上我国目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GDP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科技、社保等7大类。2012年仅财政安排的上述7类重点支出就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8％。支出挂钩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上述领域的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加大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全国财政从中央到县四级都要求挂钩，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强项、弱项也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也不一样，挂钩制度往往使财政预算安排脱离实际，也容易引发攀比，同时也是造成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资金投入重复低效的重要原因。
完善税收制度 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
问：税收制度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完善税收制度，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哪些税制改革？
楼继伟：根据全会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的基础培扒上，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职能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营改增。从增值税角度看，也是增值税的转型和扩围，转型就是从过去的生产型增值税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围就是将增值税引入服务业，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清除重复征税问题。
下一步还将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决定》还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其中包括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下一步，房产税改革方向是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收，配套推进清费立税。
问：过去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此次《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此举初衷是什么？将如何清理？
楼继伟：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过滥。据统计，已经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还有一些正在申请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项目。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配燃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制造“税收洼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税制规范和市场公平竞争，必须下大力气清理整顿。
下一步，要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决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楼继伟：目前，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较多。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只占全国总支出的15％，地方实际支出占到85％。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务太少，大量交给地方管理，又通过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干预地方事权，地方也无动力做好本不适于地方承担的事务。
根据《决定》，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基础上，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委托事务，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支出责任。同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而对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否会改变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问题，《决定》也明确提出，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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