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百科互动给各位分享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台湾参谋总长权力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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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局为何如此之乱
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病逝。在他死之前，政权交接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任何政权交接背后，都有一部确凿无疑的法统。之于袁政权而言，这个“法”，就是被后人称为“袁记约法”的1914年《约法》；这个“统”，就是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这一“最高地位”序列。
北洋高层至少对袁世凯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因此，他的遗嘱也是处理政权交接的重要依据。然而，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并拍天，也就是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的接班文告中，就用了“继任”而非“代理”的字眼，显然所依据的基本法文本是民元《临时约法》而非袁记约法。此时的国务院国务卿段祺瑞倒也没有反对。这还仅是对袁氏的第一击。
其后，全国各派各处政治力量，甚至包括北洋最具威望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都要求恢复以民元（1912）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而西南系的护国军方面，更要求惩办那些袁世凯的亲信，并冠之以“帝制祸首”的罪名。
一方面是政坛此起彼伏的呼吁，一方面是黎元洪、段祺瑞在往还商榷。至六月底，也就是距袁氏去世不足一月，黎、段便陆续下达政府令，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要旨就是恢复民元法统，并撤销了袁世凯亲自设立的统率办事处和政事堂，还下令通缉那些所谓的“帝制祸首”。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仅仅一个月，他一生缔造的所有政治遗产，都烟消云散了。就国体、政体、法律、机构、人事，从各方面的建制来看，袁世凯都没给后人留下一丁点建设性积累。除了后来那个隆重的葬礼和国民还在使用的银元上的侧面头像，似乎他从未出现在现实和 历史 中。
由于袁世凯去世前三个月已经废止自己设立了83天的帝制，因此去世之前其政治身份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去世的当天，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发布文告，略曰：“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尊《约法》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所谓“《约法》二十九条”，指的是1914年袁世凯的新创基本法，其二十九条是：“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段这段话连标点符号不过短短50个字，却惹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凭什么袁世凯创设的《约法》还在使用？按照西南系护国军的观点，此时袁世凯已经是叛国贼，而他叛国的起点，即是改变民元法统，其具体行为，就是创设《约法》而废止《临时约法》。所以，袁世凯必须否定，民元法统必须恢复。所以，南北双方，即北洋政府和护国军政府仅仅在一点上达成共识：接下来的总统由黎元洪当了。
政治上，各党各派纷纷对于时局提出自己的主张，归纳起来无非是恢复以《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并且惩治所谓的“帝制祸首”。对于来势汹汹的各种要求，北方非常奇特地保持集体静默。这是因为北洋系在中央的政客，之前为袁世凯亲信，而今却沦为“帝制余孽”，戴罪之身当然不敢乱说乱动。至于作为督理某省军务的将军而分散在各地的北洋系军人们，原本就没什么政治主张，对于时局一时间难以臧否。而且，既然北洋系中地位次高者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请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那么各省将军就更不能发表什么其他意见了。
但此时的张勋有绝告羡与众不同的立场。在袁去世的前夕即5月30日，冯国璋召集各省北洋系将军于南京开会，讨论袁氏及其政府的进退出处。会议无疾而终，不欢而散。但应张勋要求，南京会议的部分代表复于徐州集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十条纲要，主要是要求保全袁家属生命财产及袁氏身后一切荣誉；并“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所谓的“暴烈分子”，指的就是国民党员。这个十条纲要，可谓是说出了北洋系地方实力派的心声。此次徐州会议，也成为今后一年内操控乃至左右政局的“督军团”的滥觞。
不过，此时，无论是野心勃勃如友型梁启超，还是诡异狡黠如张勋，都没料到，一场细腻绵密的人事安排，正在悄然策划推行，一张张名单，正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手中频繁往还，反复揣摩。从今后一年的 历史 事实来看，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关系非常糟糕。因此，当时政坛的观察家们完全忽略了他俩的秘密沟通，也实属正常。因为所有人忽略了一点——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桥梁”，是张国淦。正是这个人，决定了袁世凯死后最初一个月中国的命运。
黎元洪与段祺瑞
清末非常重视同乡之谊。张氏籍贯是今天的湖北赤壁，但跟随着湘军出身的父亲，在安徽成长、读书。后来他们家就定居在了芜湖。所以，他能够以生于安徽的身份，同安徽人段祺瑞亲近；也能够以籍隶湖北的身份，同湖北人黎元洪亲近。当然，也能以湘军子弟的身份，得到袁世凯的信任——湘军毕竟是中国近代所有地方实力派的鼻祖。
张国淦三十出头开始官运亨通，1916年是四十周岁，之前四年已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部次长、政事堂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等显要贵重的职务。袁世凯最倚重张国淦的，是他身上那种令人信赖的亲和力，以及能够令人妥协的协调能力。袁氏当国的四年间，张国淦前两年调处袁黎关系，后两年调处袁段关系，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到袁氏统治末期，一方面张国淦不同意帝制，另一方面，袁黎关系、袁段关系都已经崩溃，没了协调共处的可能，因此，在袁氏去世黎氏接任的当口，张国淦是教育总长。
但段请黎元洪当总统，还是要拉上他一起去。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立即带着张来到黎元洪公馆，在黎的办公室东花厅，段先向黎三鞠躬，当是致敬大礼，然后二人相对注目了半个小时一言不发，也算是做到了“请你出来当总统”的礼数。段祺瑞走的时候，留下了张国淦，也就是留下了一条沟通渠道。
到当天傍晚，北京城的流言越来越多，都说北洋系军头要罢黜黎元洪，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统。黎当然很惶恐。这不是权位的问题，北洋系军头来逼迫让位，肯定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于是张国淦先亲自去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公馆打听情况，然后在东花厅陪黎元洪坐了一晚上，到凌晨三点钟知道各方安全后，才去休息。是张国淦陪黎元洪度过了最惊险难熬的第一天。
6日下午三点钟，国务院以袁世凯的名义发布“故总统令”：“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这个“约法”，是袁记约法。但是黎元洪自己发布的“就职令”呢，则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7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民元约法而来的。文告写就后，张国淦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就任总统以来，黎元洪在张国淦的沟通下，不断同段祺瑞秘密商议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包括内阁成员人选，各地军政负责人的确定。在公开层面，他们还推行了一些体制上的变革。10日，黎当上大总统才三天，就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其职权交还陆军、海军、参谋等部，这应该是段祺瑞最注重和欣慰的事，这样，他这个陆军部长才是真正的全国军事领袖。黎元洪还准“帝制祸首”周自齐辞职，其财政总长的职务，交给老革命党陈锦涛继任。这也是黎元洪变革阁员的第一步。
即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就根本不关心袁世凯的 历史 地位，反而致电段祺瑞，逼迫他承认《临时约法》。这样倒是简单了。于是，段突然爽快地在六月底宣布全面恢复以《临时约法》为主体的民元法统。如此，也意味着袁记《约法》被永久废除，1914年初被袁氏强行解散的民二国会立即恢复召集。
所有人都是赢家，而最大的赢家，其实是段祺瑞。首先，他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北洋系新的领袖。当然，冯国璋的资历、地位同他不相伯仲，但人在南京，虽然可以直接控制长江中下游，但毕竟离政治中枢北京还相当之远。其次，虽然黎元洪是大总统，但“责任内阁制”的威权出自院部。从理论上来说，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须大总统任命，并应接受国会的质询和弹劾。《临时约法》中，段祺瑞所受的限制，也仅止于此了。说得简单点，民元约法就是一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制度设计——在总统和国会的角逐较量中，互相制衡，互相伤害，而国务总理正可以上下其手，纵横捭阖。
冯国璋
现在，制度和体制都已经确定，段祺瑞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一步，当然是先要把官位安排好。一场护国运动，使得许多原本资历浅薄、威望不足的军政人物走上前台，尤其是西南系，兵强马壮，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半年前那种畏葸的模样。而在中枢政坛，因为民元法统的恢复，原本已经被袁世凯排挤出去的革命党系统人马，现在又将回到中央。何况，他们还是黎元洪身为大总统的执政基础。全国当时22个省份，那么督军加省长才有40多个缺；至于总长那人数更少，国务院才九个部。
段有自己的想法。之前几天，政界还在为到底是执行民元约法还是袁记约法大起争执，即黎元洪究竟是代理总统还是继任总统名分未定的时候，段祺瑞已经拟订了一份内阁名单。外交总长，原来的陆徵祥已经辞职，现在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署，段祺瑞建议换成汪大燮；内务总长，原来是王揖唐，段建议换成刚刚从福建回来的许世英；财政总长，原本是周自齐署理，但此人同袁世凯关系实在密切，被目为“帝制余孽”，再留在中央政府恐怕有所不便，因此，在6月23日已由黎元洪亲自提名换成了陈锦涛。陈氏是老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财政总长。
教育总长，原本是张国淦。但为了使反袁人士更能接受这个新政府，段祺瑞提名由范源濂接任。范氏资历很深，后来又赞助梁启超反袁，因此在护国军方面声望很高。农商总长，原本由司法总长章宗祥兼任，现在段氏建议给张国淦接任。剩下来的四个部的总长不变：陆军段祺瑞兼任，海军刘冠雄，交通曹汝霖，司法章宗祥。
段祺瑞自认为安排得很妥帖。九个总长，留了五个旧人。如果他自兼的陆军总长不算，也就是说八个国务员进了四个新人，也算是不偏不倚，新旧交融了。而且四个新人中，财长陈锦涛可以照顾革命党的感受，教部范源濂可以照顾梁启超的感受。简直是个“联合政府”了嘛。没想到，对于这份名单黎元洪在审核盖印时并不同意。他主要想换掉两个人：外交总长和海军总长。
海军向来同北洋系离心离德，而黎元洪自己就是海军出身，尤其得到海军高级将领的拥护。但现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已经成为北洋系插进海军的一根钢钎，不将其拔掉的话，黎元洪今后同海军的隔膜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提出，外交总长换成唐绍仪，海军总长换成程璧光。再加个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后两人原先一是革命党，一是进步党，但现在都属于国民党阵营。这样的话，除了段祺瑞以外，内阁八个成员，竟然有五人要么是国民党，要么同国民党 历史 关系深厚。
段竟然全部同意了。于是，1916年的6月底7月初，黎元洪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公布了新的内阁名单。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愿，并未得到国会的同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任命建议，甚至还没得到他们本人的同意。还有一点隐然的影响：包括北洋系、西南系在内的各省地方实力派，究竟如何看待这份名单呢？国民党、进步党，也就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他们怎么看待这份名单呢？
按照计划，国会两院要到8月1日才复会，迨追认这些包括段祺瑞在内的阁员名单要排到八月底。那么，首先看看，这八位总长能不能过舆论关？
首先“中枪”的是汪大燮。当时汪年近六十，在前清已是外务部、邮传部（即交通部）侍郎，但问题是，他犯过“政治错误”，被时人看作是“帝制余孽”，一听他要入阁，尤其是西南系的政客们群起而攻之。汪实在受不了，任命外交总长才十来天，就辞职了。
交通部主要业务就是建造和管理铁路。当时的中国极为穷困，要建设铁路势必要向列强借款，因此，身为交通总长，未必要懂得铁路如何敷设，但必须是外交人才、财政人才、金融人才。但是，黎元洪的夹袋里也没几个人才。支持他的一般都是国民党系统中的人，多激进分子，多英雄义士，但少有建设性人才。其实梁启超的进步党中也是文人多、政客多，论到那些懂得脚踏实地经世治国的技术性官员，非常之少。所以，只能起用许世英做交通总长了，虽然之前他做的是司法内务工作，对于外交、金融全然陌生。
张国淦也调职了。黎元洪刚刚当上总统，位子还没坐稳，请张专任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的位子就让给了又一个国民党人谷钟秀。
同最初段祺瑞提出的名单相比，八位阁员中留下了三人，也不能算全盘否定。但这八人中，国民党五人，外加一位倾向西南系的程璧光。这样，八名阁员中亲近北洋系的就只有一个许世英了。以此为标志，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了。各方势力见到尘埃落定，便纷纷露出了本来面目。其中最为愤怒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对议会政治很感兴趣，也愿意亲身尝试，入内阁担任总长，试图在中央政府掌控政局。不过，当下内阁重新安排部长人选的时候，梁启超却失去了三年前的热情，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党徒塞进国务院的打算。但毕竟，手下的进步党人一个都没进内阁，让梁启超觉得脸上无光，还要结结巴巴跟那帮子看热闹的西南系军头解释这个尴尬的局面。
梁毕竟是大政治家，亡羊补牢尤未晚也，黎段联名公布了内阁名单，他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事实：一，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的名单也要随之公布了；二，这份名单同样不会跟自己商量。于是，梁思考了三天后，给同他关系亲密的范源濂发了份长长的电报。自己手下的进步党都是文人，督理军务的军政长官是谋不到的，那么就试着来求几个民政长官吧。而且梁也知道，黎元洪、段祺瑞绝不会将北洋系固有的地盘让出来。他所推荐的人选，所谋求的职位只能在发起护国运动的西南六省。
在电报中，梁通过范源濂向黎段提出了四个要求：首先，“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也就是西南的首长必须来自本地；其次，“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也就是说，这次任命名单一定要同我商量。然后，他开出了一份名单：籍忠寅、周印昆、周善培、徐佛苏、陈廷策。他强调，以上五位“皆巡按妙选”，建议范源濂不妨立即去“切实推毂”——再不举荐就晚了！（袁世凯时代，省长称为“巡按使”，梁氏拍这份电报的时候，此官名尚沿用。）
电报的最后，梁启超明确喊话：“循若必须有位置。”循若就是戴戡，当时任护国军右翼总司令。他对梁启超忠心耿耿，以“死士”自命。这样的忠实干部，当然要“必须有位置”。梁启超建议道，先以龙济光、陆荣廷对调，然后，“莫如以（蔡锷、戴戡）安抚蜀湘，则（两广川湘）四省问题皆解决矣”。其他建议都是虚晃一枪，让戴戡去湖南做领导才是要害。
段祺瑞却并不同意他的推荐。对于西南六省军政、民政长官这12个位子，他自有打算。
先来看名单。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四川局面混乱。川境内有护国的滇军黔军，川军中也分效忠北洋的和效忠云南的。当然，蔡锷也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这一块还是先让蔡锷去敉平再说。
湖南也如同一团乱麻。就在7月4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国民党稳健派程潜率领的护国军的逼迫下出走，段祺瑞一时缺乏有效人选，只能先让已经退居鄂西的陈宧去湖南掌控大局。
云南和贵州的人事任命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基本照旧。但广东广西这两省的省长位子，梁启超看了就心生气恼。尤其是广东。广东督军由广西地方实力派陆荣廷担任，这原本也是梁启超的建议。他认为，“龙（济光）部悍将，惟陆（荣廷）能驭”。但是，空出个省长位子，为什么就不能给进步党呢？偏生大老远叫来个朱庆澜。
蔡锷固然留在了四川，但戴戡被派往家乡贵州做省长。而湖南督军的位子，则留给了刚刚退出四川的陈宧。这下梁启超着急了。贵州原本就是进步党大本营，又何必多加戴戡一个砝码？他一面让戴戡向中央辞谢任命，一面立即亲自致电段祺瑞。他说戴戡非常优秀，“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所以“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三天后，他又致电已经到北京的门徒籍忠寅，让他去黎元洪、段祺瑞门上游说，让戴戡做湖南省长。当时，陆荣廷暂时署理湖南督军，所以，梁启超也请陆向黎段推荐戴戡去湖南。段祺瑞对梁启超这些接二连三的推荐置之不理，以致后者在给周善培的电报中大发牢骚：“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
湖南向来是北军南征或南军北伐的交通要道，因此北洋系长期在岳州驻扎精兵，所以段祺瑞怎么放心把这块地盘交给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呢？所以，他先是急于控制形势，最后，还是选择了性格温和又没有军事基础的谭延闿来出任湖南都督。
罗佩金也不愿去广西，因为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资历和禀赋从事军职；而且陆荣廷也把广西视作自家禁脔，哪能容得下他人染指？就这样，滇黔护国军三位首长：蔡锷、罗佩金、戴戡，一股脑儿挤在四川，没有通道向外发展。梁启超此人冷静而务实。即使有抱怨，也不会耽误他对于全盘计划的重新安排。何不请蔡锷出任湘督呢？蔡原本就是湖南宝庆人，符合民初形成的“湘人治湘”的号召。这个建议提出来，想必各方都不能反对。
蔡锷是个伟大人物，曾率领护国军进攻四川，以四千疲敝之旅，对撼陈宧、曹锟、张敬尧之十几万北军仍屹立不败。早在护国战争刚开始不久的1916年初，梁启超就在思考，今后其领导的进步党，政治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给正在四川前线同北洋军鏖战的蔡锷写了封信。其中说道：“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梁启超说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们都在萌发的念头：割据。
没想到，蔡锷撑不住，他病得非常厉害，不久去世。这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以蔡氏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安定四川绰绰有余。即便闭关自守，也能够在富有安宁的四川盆地休 养生 息，为进步党培养一个安全而繁荣的军政基地。而当时，如何消化广东及广东的革命党，会消解陆荣廷的力量；如何遏制刚刚崛起的王文华，会消解唐继尧的力量；如何应付冯国璋和曹锟，会消解段祺瑞的力量。蔡锷会带领四川和进步党在这个夹缝中默默生长，奠定基础。进而有机会西定康边，南下滇黔，北上汉中，东出夔关，平定天下如运诸掌。那时的北伐胜利者，可就是进步党的党军了。但 历史 可以推演，却无法假设。北伐胜利者终究还是国民党，而其借助的军事力量，其源头和脉络，依然是来自西南实力派。
鲜为人知的台湾“洪门秘卫队”
从大陆的“领袖”沦落为孤岛的头目，蒋氏的心情无疑是酸楚复杂的，因而疑心重重，这就有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了“洪门秘卫队”。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整个祖国大陆全面解放的形势已成定局。同年1月脊渗搭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下野，把代总统李宗仁推上前台，收拾残局。5月底被蒋经国吹嘘樱拿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与“马奇诺防线”媲美的上海失守，蒋介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反攻战略化成泡影。6月21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乘“美龄”号飞机黯然逃往台湾，开始了蒋家王朝父子两代在台湾的统治。
蒋介石深知数十年来，之所以能够打败一切政敌，获得后来的权势和地位，完全靠军队与“特工”两件法宝，因此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他深深地知道特务工作的无形威力，并不弱于军队的有形力量。在大陆兵败时，真正与 *** 顽抗到底的以特务人员居多，这更证明了对蒋家忠诚的是这班人，因而使蒋对特务工作愈加重视。蒋氏父子退台后，便决定在台湾全面展开特务工作。1949年8月20日，蒋介石在台北圆山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蒋亲自指定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彭孟缉等人为委员。蒋介石在台复“总统”职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缉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 *** 党政军宪特各情报特务机构。此时“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蒋经国兼任主任，并接管了“台情会”，进而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其中包括由“中统”演变而来的“法务部调查局”和由“军统”演变而来的“国防部情报局”、“军事情报局”。领袖的长子当特务头子，理应高枕无忧了，但到台之后的蒋介石猜疑之心奇重，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他甚至不完全信任那些视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他为至高无上领袖的“蒋家特务”，于是在1954年间又成立了一支完全由洪门人士组成，不隶属于任何军政编制的秘密特务组织——“洪门秘卫队”。
洪门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健全的一个秘密会社组织。从成立之初一直到民国初年，它一直都是一个“群众组织”，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继承者。但是，随着 *** 1949年来到台湾的所谓“洪门主流”，洪门变成了 *** 统治台湾人民的助手，并逐步蜕变为“ *** 爱国阵线”等极右团体。
据了解内情的官邸人士指出，蒋介石这支秘密护卫队成立得相当隐秘，不但一般的军政首长不知情，就连情治单位高层人员，甚至负责蒋介石个人安全的“梅庄警卫室”，对此都知之不多。据透露消息的权威人士说：“在蒋总统去世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可以说了。”据他讲述：常年驻守在士林官邸后山上的这支秘密护卫队由蒋介石亲命前国防部部长黄杰之弟、在洪门具有双龙头身份的黄震负责，从洪门各山头一共挑选了200名喊亏没有家庭拖累、绝对效忠领袖、孔武有力的壮年汉子组成。负责训练的据说是一名退役的傅姓将军。这支秘密护卫队除了一般的体能训练外，另一特色是每人均具有一项过人的江湖异术，包括气功、诈赌、下毒，等等。这群人平日分散民间，就以这些秘术在特权保护下招摇撞骗。据悉，迄今在台北一带仍有由30名洪门师父组成的麻将老千集团，其中有部分人即为当时“洪门秘卫队”的成员。这些秘密护卫都要经过一番长期的辛苦训炼，以诈赌的人而言，为了锻炼牌桌上偷牌的高明指法，据说每天都得花上一小时将手指头浸在调醋的米酒中，以便指头松软灵活。除了这些特别技能的训练外，还有一项必须的政治学习，就是对蒋介石彻底的、毫不保留的效忠。
经过了一年多的训练后，这支200人的“洪门秘卫队”被分为四组，分别驻守在蒋介石的草山、华夏、士林及蒋经国的七海官邸。他们平日分散于民间，每人一把六发左轮手枪，在任务区域内负责巡逻。这群人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编制，平日亦闲散自在，但实际上，每一组50人内，也有一定的建制，即在文武护卫长下，其余48人每3人分为一小组执行任务。知情人透露：以士林官邸而言，负责文事的护卫长叫黄正时，此人精于五行风水密术，尤精阴阳采补之道，深受老蒋宠爱；负责武功的则为一名谢姓人士。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的手指头迄今仍因关节肿大不能伸直，就是年轻时练北派鹰爪功练得过火的“历史残余”。在他年轻时，他的指力据说可以拗断一棵手臂粗的小树。
其实按照正式编制，蒋介石的安全保卫系统成员已为数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一位官邸人士指出，在蒋介石时代，设在士林官邸附近的“梅庄警卫室”，一共有两个营的兵力，由宪兵和海、陆、空各军种组成，统一由当时的情报局局长郑介民调度，因此蒋氏安危可说是万无一失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蒋仍暗中设置了这支鲜为人知的“洪门秘卫队”，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实这一切和当时台湾的严峻形势有关。从20世纪40年代 *** 将领纷纷投诚，乃至特务头子戴笠坠机死亡以来，蒋氏对三军乃至“国特”，一直都不怎么放心，尤其在他刚到台湾不久，台湾民间隐秘的反蒋运动相当激烈。1953年1月， *** 军方在台北县汐止鹿窟山区，竟然发现了一个“ ***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基地——“台湾人民 *** 武装保卫队”。 *** 非常重视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 *** “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早在1945年台湾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就于同年12月设立。蔡领导负责组织的陈泽民、负责宣传的洪幼樵和负责武装工作的张志忠。该组织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其他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仓皇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获悉后，大为震怒，把 *** “参谋总长”周至柔一顿痛骂。稍后动用了四个师的兵力，镇压了这支为数仅110人的“游击队”。事后审查获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其一是搜集岛内军政情报；其二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其三建立地下组织；其四发展党的组织；其五是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使蒋介石更为震惊的是该组织正要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其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当时形势危急，台湾恰似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为此， *** 的高级将领几乎全面调动。次年6月，蒋介石连任“总统”，陈诚大幅改组内阁后，除了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连任外，其余的“参谋总长”，陆、海军“总司令”及其他各部主管，全部撤换，由蒋介石黄埔一期的学生桂永清出任“参谋总长”。桂因心脏病死亡后，蒋介石竟破格提升特务头子彭孟缉执掌“总长”兵符。据一名曾在蒋介石身边当侍卫的段姓人士透露，在这一段军权转移的过程中，“心有余悸”的蒋介石对台湾的局势，乃至于“国军”的军心，都相当不放心，甚至对随侍在侧的“亲兵”也颇有怀疑。另一名侍卫官举例说：蒋介石经常是独自在一个房间里睡，房门口有个侍卫横着打地铺，在侍卫人员和蒋之间还有一条大狼狗，这条狼狗甚是凶猛，只认识蒋和专司管理狗的另一个人，蒋介石在自己枕下放一支手枪，只要侍卫人员在睡梦中稍一翻身，他就会抽出手枪厉声喊道：“什么事？”
晚年的蒋介石，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还要建立这么一支特殊的“洪门秘卫队”了。
据了解，在蒋介石死后不久，这支由他本人直接指挥的秘密护卫队，便失去了靠山，于是“树倒猢狲散”，有部分人老死，有部分人不知所终。但另一说法则截然不同，说是在蒋介石死后，这支“洪门秘卫队”并未烟消云散，以士林官邸后山的50人而言，迄今仍有二三十人在该处安家落户，甚至娶妻生子。一名调到士林官邸当差不久的宪兵队长，对此曾大惑不解，就报告上级要求“拆除违建”。而当时住在士林官邸的宋美龄对此并未采纳，反而一笑置之。这支“洪门秘卫队”的存在，虽成员大多年逾七十而毫无用处，但对孤独而寂寞的蒋夫人而言，这里也许寄托着她对往昔蒋家王朝的部分回忆。
抗战中我军参谋长属于什么级别，军参谋长和师长谁更大？
相信很多人会说，军长与参谋长谁大这还有争议吗？当然军长大，参谋长只是军长的手下，如果真是如此简单的问题那就没有必要讨论。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国家最担心的是手所握重兵的将领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割据。北洋政府时期北枯册洋军阀通常凭借一个师就能割据一方，那么一个军兵力明显要比一个师的兵力要多了很多，如果作为一个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军长的权利如果不受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军阀割据了。
一直以来军事方面，统治者都是采用军政与军令分开，进行军事权力的限制。
军政方面主要负责：各级军事主官的任命、部瞎败饥队的动员训练和编制、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列装等。
军令方面主要负责：战争时期的作战指挥权
军长是负责一个军的军政，它的最高上级是陆军总部，而参谋长是负责一个军的军令，它的最高上级是总参谋部。军长控制军队，而参谋长使用军队，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使用权。
北洋时期，由于民国的建立的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强有力中央，虽然也对军队进行了陆军总部与参谋总部体系的建立，但是由于地方势力的强大，参谋系统根本在军队里无法建立，所以慢慢参谋长就“聋子的耳朵-摆设”.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政归磨返军政部何应钦管，军令归总参谋长白崇禧管，但由于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所以造成军政与军令混乱。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是顾祝同，而参谋总长是陈诚，孟良崮战役中参谋总部要求国军各部向整编74师靠拢，而手握重兵军长们却在顾祝同的授意下故意放慢行军速度，最终整编74师全军覆没。
解放军部队因为军长与政委相互牵扯，所以参谋长的功能相对比较弱化，同时因为参谋长的权力是由于上级给予的，由于早期红军部队各地为战，所以参谋长就沦为了军长的助手了。
总体来看，世界各国的军长与参谋长是平级的（分工不同），只是解放军政委的存在弱化了参谋长牵扯作用，所以并不能简单认为参谋长是军长的手下。
山本五十六和冈村宁次代表的海军和陆军，到底谁权利更大？
我们知道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山本五十六和冈村宁次都是日本军方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的两个实权人物，在二战时期分别掌管着海军和陆军。不过，很多人都会有疑问，那就是山本五十六和冈村宁次，谁的权力更大。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还要先了解一下二战期间日本的军制和组织架构。
其实，在二战时期，日本的陆军军政是归陆军省管理的，而最高长官是陆军大臣，军令是归参谋本部管理的，而最高长官则是参谋总长。我们再看海军这边，海军军政归海军省管理，最高长官是海军大臣，军令归军令部管理孝搏晌，最高长官是军令部长。因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有“三大长官”，其中陆军方面分别是陆军大臣、参谋总长、陆军教育总监，这三人也合称为“陆军三长官”。与此同时，在海军方面，海军大臣、军令部长、联合舰队司令官，这三人也合称为“海军三长官”。
事实上，“陆军三长官”和“海军三长官”毫无疑问就是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对于其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他军官而言，其地位当然是不如这六位的。看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山本五十六和冈村宁次在军中的职位。
山本五十六在1936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海军银缺少将，1939年又出任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其实山本五十六毫无疑问就是日本海军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的时候，山本五十六甚至被授予了海军大将的军衔。不过，在二战期间，山本五十六在一次视察部队巧锋的时候遇袭身亡。
再看一下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是在1941年授予陆军大将军衔，从时间上来看，是要比山本五十六晚上一年的。除此之外，当时冈村宁次还是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来又出任日本派遣军司令官。显然，从职务上来看，冈村宁次还是不如山本五十六的。
因此，综合来看，在同一时期，其实山本五十六军职和军衔都要高于冈村宁次，而且在巅峰时期，其权利同样也要高于巅峰时期的冈村宁次。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在二战时期，其实海军和陆军是互相独立的，其实地位和权利也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当然，也有人表示，日本是一个岛国，海军的地位肯定是要高于陆军的，实际上，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当时的日本陆军实力也是很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时期，日本的海军和陆军相互独立，而日本军方也在战时设立了大本营，这也是日军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同时指挥海军、陆军大本营。因此，从这里来看，日本海军和陆军互相独立，实际的地位也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是天皇的幕僚机构。不过，由于最高参谋总长或者其他重要职务大部分都是由陆军来担任，因此，其实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地位其实是要比陆军的地位低上一些的。
总而言之，虽然山本五十六和冈村宁次的军衔相同，而军职不同，但是考虑到二战期间日本陆军的实力比海军更强，所以，山本五十六的实际军权其实是不如冈村宁次的。
关于台军高层换了“参谋总长”，陆军和海军司令都换了和台湾参谋总长权力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