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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中，曾经出现过不少“盛世”。人们所说的盛世，一般是指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1〕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历朝历代，统治者向往出现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绩；老百姓也企盼盛世，以求过上安定的生活。“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成语，是帝王将相的铭戒；“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民谣，是来自民间的呼声。二者在追求盛世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了解古代盛世的形成和衰亡，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
一 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
西汉的文景之治，从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算起，到景帝去世的公元前141年为止。然而，文景之后，盛世并未结束，武帝即位后虽然改变了文景时期的政策，却把西汉的盛世推向高峰。武帝晚期虽然颇多失误，但国家元气未伤。经过昭帝和宣帝的调整，即“昭宣中兴”，保持了盛世的延续。元帝即位时，西汉的户口达到了汉代的最高点。因此，西汉盛世的终结，以宣元之际（公元前48年）为界，前后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文景之治是由文帝和景帝得名的。而文景之治的出现，需要从汉初形势说起。
秦王朝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秦亡以后，为争夺政权的楚汉相争，连年战火，又使人民陷入颠沛流离、委骨沟壑的悲惨境地。西汉王朝建立时，朝廷极为困窘。《汉书·食货志》载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连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都坐不上，将相只好以牛车代步。正是这种形势，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设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使国家进入正常状态。
汉高祖刘邦从进入咸阳那一天起，就在谋士张良的策划下宣布了安定社会的基本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待到结束战争后，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稳定政局，恢轮厅复秩序。高祖死后的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状况逐步好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一前157年腊察隐在位），是高祖刘邦之子，惠帝刘盈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他是当不上皇帝的。高祖在世时，七岁的刘恒就被封为代王，统辖今山西北部，与他的母亲薄姬在代国的首府中都（今山西平遥附近）呆了17年之久。但是，惠帝死后，吕后执政，朝廷几乎成了-吕氏的天下，引起了西汉开国元老的不满。吕后一死，掌管国政的丞相陈平和统辖军队的太尉周勃，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远在外地的刘恒继承帝位。这种背景，对文帝的施政方针影响很大。作为长年在外的藩王，在朝廷一无威信，二无心腹，一大批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元勋功臣还在台上，他们对这个年轻皇帝还不一定服气。他只有小心谨慎，以求地位的稳固。
文帝继位之时，中央政局尚在诸吕之乱后的动荡之中，没樱地方上诸侯王势力十分强盛，社会经济也没有从战争创伤中彻底恢复过来，国家贫穷，库藏空虚，民生艰难，工商凋零，外部有北方的匈奴部族不断南下抢掠骚扰，多次威胁京畿关中。对此，文帝沉着应付，稳定政局，坚持与民休息的国策，奉行黄老之术，使经济逐渐恢复，财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开了文景之治的先声。
景帝刘启（公元前157一前141年在位）继位以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的各项政策。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结果招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叛乱。他们“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当晁错被杀后依然叛乱不息，此即“七国之乱”。景帝起用大将周亚夫，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文景之治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文帝深知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继位的第二年就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此后他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生产。而且他多次亲自参加耕作，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为了减轻民间负担，文帝从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继位，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标准。在减免田租的同时，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月。另外，他还松弛山林川泽之禁，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从而使社会经济全面恢复。景帝继承了文帝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好转，府库盈积，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家给人足”之称。
文景之治的另一方面是政治比较清明。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错，就是“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推荐上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他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将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风度。
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的教训，在即位后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訞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关于文景之治的社会效果，各种史籍都有总结和介绍。《汉书·食货志》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正是文景时期的积累，为汉武帝把西汉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创造了条件。武帝刘彻（公元前141一前87年在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图 6），他即位后不久，开始改变文景以来的政策，由无为变成有为，由恪守变成进取，由推崇黄老变成独尊儒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
在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天人感应”学说使皇帝的无上权威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丞相的权力被削弱。武帝还分全国为十三州，派遣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财政上把铸钱（发行货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实行官营，向西北边疆大量移民屯田，在中原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在边疆开拓方面，随着对外政策的改变，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全面出击匈奴，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河套、河西地区设立了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六郡，控制了西域诸国，开辟了丝绸之路，派唐蒙通西南夷，出兵东瓯，将西汉王朝发展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长安城及其他地方，汉武帝大兴土木，一座座宫殿楼阁拔地而起，耸人云天。武帝时期的这些建树，都得益于文景之治的铺垫。
但在文景时期，治世的背后已经有了危机的阴影。文帝时期政治的宽厚，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例如，黄头郎邓通，因为得到文帝的宠爱，不但得到无数赏赐，而且占有了蜀郡严道（今四川雅安西）的铜山铸钱，富可敌国，有“邓氏钱，半天下”之称。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指出：当时的汉朝存在着王国过盛、匈奴侵侮、富民奢侈、百姓饥寒等政治、民族、社会问题，已经潜伏着乱世的迹象。“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汉书·食货志》在高度肯定文景之治后也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故其变也。”武帝时统治政策的改变，使文景之时的隐患开始显现。对外用兵，铺陈浪费，挥霍钱财，奢华无度，迅速花光了文景时期的积累。“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汉书·食货志》）特别是武帝晚年的政治失误，导致了“巫蛊之祸”，〔2〕几乎引起继位危机。不过，文景奠定的盛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武帝以后的昭帝和宣帝，通过统治政策的调整，使西汉王朝继续保持稳定的态势，史称“昭宣中兴”。翦伯赞认为：“自昭宣以至元帝这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是西汉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代。”〔3〕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一前74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八岁，实际执政的是大将军霍光。霍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多次减轻租赋，停止对外用兵，使社会恢复了安定局面。汉宣帝刘洵原名刘病已，是武帝戾太子的孙子，由于“巫蛊之祸”而被剥夺了宗室权利，以平民身份生活在民间，对于下层社会的疾苦有较多了解。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公元前 74一前49年在位），比较清明，以知人善任著称，他所重用的丙吉、魏相、黄霸等名臣，都有较大的建树。另外，宣帝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治民先治吏，信赏必罚，史称这一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他有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一时期，既不是单纯的“无为而治”，又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而是糅合王霸之道，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方略最终定型。
西汉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开端，由武帝推到了高潮。在武帝之后，由昭帝和宜帝保持了一个较长的余韵。由于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这一盛世不仅维持时间较长，而且也给后代的统治者留下一个值得仿效的范例。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代的盛世是由贞观年间（627—650年）开始的。经过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过渡，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年），再度出现盛世。天宝（742—756年）年间，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宣告终结，经历了一百余年。与西汉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着明显的起伏，有着贞观时期和开元时期两个高峰，其间存在着数十年的低迷状态。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虽然刚愎自用，却在治理国家上颇有建树。但到隋炀帝继位以后，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滥用民力，造成了“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局面。特别是三次征伐高丽的失败，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天下大乱。唐代在隋末大乱的基础上取得政权，拨乱反正，开创了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图7）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上都比较开明，唐朝建立后，他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处处能以亡隋为鉴。反隋斗争的亲身经历，使李渊父子对治理国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就对裴寂说道：“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旧唐书·孙伏伽传》）到唐太宗手里，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这种“载舟覆舟”的比喻，在统治者中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如此认识，贞观年间的大臣进谏，也多以亡隋为例。如贞观二年，王硅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汉、隋的教训，改弦易张，调整政策（《贞观政要·务农》）。贞观之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一是用人，二是纳谏。这两个方面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元稹曾对此总结道：“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元稹集》卷三二）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诏求贤。他还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要求他们不要陷入繁琐事务，而以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为务。他能够任人唯贤，不避亲仇。贞观名臣魏徵，是太宗仇敌李建成的部下，曾经给李建成提过除掉太宗的建议。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从大局出发，抛却个人恩怨，重用魏徵作为自己的治国辅佐。他还注意从下层破格选拔人才。贞观三年，中郎将常何上书直言朝政，太宗凭自己对常何的了解，认定奏章非常何所作，追问之下，常何承认是自己的一个门客马周代拟。太宗立即召见马周，予以重用，并赐常何绢三百匹鼓励荐贤。太宗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以一己之见埋没人才。在他晚年，对自己的用人之道总结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强调博采众议，全面了解，舍短取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还比较注重地方吏治，为了考察地方长官，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记录其功过行能，作为黜陟的依据。为了更好地用人，太宗还特别注意君臣关系的调整。他吸取隋文帝猜忌大臣的教训，强调：“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求谏》）所以，他特别注意“驭驾英才，推心待士”。
在纳谏上，唐太宗重视听取不同意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贞观二年，他同魏徵讨论君主的明暗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处处鼓励大臣进谏。贞观年间进谏最有名的是魏徵，他先后向太宗进言数百次，不仅直言不讳，而且敢于当面争论。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太宗说：“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慎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贞观政要·求谏》）尽管他有时也听不进过分直率的谏言，但他一般能克制自己。例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进谏停修洛阳乾元殿，言词激烈，认为唐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毫不退让，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克制住自己的火气，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赐绢二百匹鼓励“贞观政要·纳谏》）。有一次魏徵惹他发了火，太宗对长孙皇后称：“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婉言相劝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三月）使他打消了杀魏徵的念头。魏徵死时，太宗对侍臣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求谏》）
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唐朝从武德到贞观年间推行了均田制，对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虽然均田不够彻底，但对当时恢复农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合均田制，又实行了租庸调法，受田户每年纳租二石，缴调绢二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绢纳庸代役。租庸调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特别是纳庸代役，与隋代的徭役过重形成了明显比照，有利于安定社会。这些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到贞观三年以后，关中经济已经恢复。贞观八年以后，全国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
在司法方面，贞观时期强调以仁为本，以刑为末。唐太宗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在贞观年间，还建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即对要执行死刑的罪犯，必须复奏皇帝三次才能用刑。到贞观四年，全国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社会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初步局面。“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焉。” （《旧唐书·太宗纪》）
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唐初，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太宗刚登基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兵打到长安城外，迫使唐太宗与颉利订立便桥之盟。贞观三年起，太宗派李靖等人率大军全面反击东突厥，大获全胜。后来，又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打退薛延陀，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控制了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频频推行和亲政策。文成公主人藏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就是突出一例。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从太宗开始，在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4〕所谓羁縻府州，就是设立归中央管辖的府州，但这些府州沿用当地民族的原有统治方式和生活习俗，不列入“编户齐民”，不承担赋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些政策，使他赢得了各民族的共同拥戴，享有“天可汗”的赞誉。
当然，贞观之治不是没有缺陷的。太宗晚年，在用人和纳谏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华奢侈、骄逸之气日增。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正是太宗本人的这种清醒认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位（公元649—683年在位）。他虽然为人软弱，但基本上能够奉行贞观时期的开明政策，而且对太宗晚年的失误有所矫正，使经济持续发展，户口增长，贞观之治得到了继承。“永徽（高宗第一个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正月）不久，大政落人武则天手中。高宗之后的中宗李显（683—684年，705—710年两度在位）和睿宗李旦（684年，710—712年两度在位），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旧史书称其为“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只是王朝内部的权力转移，对上层官员的影响较大，但对社会下层影响不大。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姓皇帝权力的失落引起了相应的宫廷斗争和部分王室成员的反叛，却没有造成社会上大的动荡。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元老贵族，注重引进庶族下层人才，倡导告密制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强化对官吏队伍的控制。宠信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官场风气随之败坏。大修宫殿，建造明堂，优待僧侣，加重了社会负担。但是，她又注重发展农业，采取了不少劝课农桑的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社会也比较稳定。史称武则天是“僭于上而治于下”。高宗即位之初，全国共380万户，到武周末年，已增加到615万户。
唐朝的盛世高潮，是在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实现的。经过了中宗复辟 （705年，张柬之等人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室，也称五王政变或中宗反正），韦后之乱（710年，中宗暴死，韦后和安乐公主密谋执政，立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韦后，拥戴睿宗即位），太平公主之乱（睿宗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发生冲突，睿宗传位于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密谋政变，被玄宗平定）。一连串政变后，唐玄宗调整官员，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历史进入了开元时期。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把唐代的盛世推向高潮。开元年间，君臣都对贞观之治十分向往，处处以贞观之治为楷模。影响深远的《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史官吴兢在这一时期撰写出来献给玄宗作为治国范本的。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又有所不同。
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选辅佐，尊重辅政大臣，实现宰相班子的稳定。从高宗以来，随着政局变化，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出现了问题，人选过多，更换过于频繁，使政务受到了消极影响。玄宗时期，将宰相的人选稳定为一到三人，而且明确一人主要负责，使权力相对集中，皇帝不过多干涉，从而有利于政务的推行。这一举措，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元盛世的功臣姚崇与宋璟，就是因这一措施成名的。司马光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二月）然而，也正是宰相的减少和稳定，埋下了后来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伏笔。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所谓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过特殊关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走后门”。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些官员，都是正式编制之外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对此大加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为了纠正唐初以来重京官轻外官的习惯，玄宗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45人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三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中央政府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史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得安乐。”（《新唐书·刑法志》）
开元时期，玄宗颁发了大量诏令劝课农桑、赈灾济荒、招徕流移，在江淮以北各州普遍设立常平仓。到开元八年以后，经济上已出现了“五谷丰殖，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各地的水利建设也广泛开展，兴修水利工程三十余处。
开元年间的各项制度建设，达到了唐代的最高成就。唐朝的各种法律法规典章格式，在玄宗的主持下，或新制，或修订，形成了一个洋洋大观的完整体系。包括《开元格》、《开元后格》、《开元令》、《唐六典》、《开元礼》等内容。
到开元晚期，大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高峰。《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唐人的《开天传信记》称：“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西方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地冒险行动的时代。”〔5〕
但是，开元之治并未持续多久。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始志得意满。“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在宰相人选上，先后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市井小人杨国忠，轻信藩将安禄山，沉溺于与杨贵妃的爱情，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失误。开元前期，玄宗还能听进去一些谏议，到天宝年间，几乎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了。国家财政的积累，给唐王朝提供了好大喜功的资本。天宝时期，玄宗对内大兴土木，修造兴庆宫和华清官，在全国兴建道观，塑造老子和自己的雕像；对外大兴边功，多次发动对吐蕃、南诏
那些清朝明朝唐朝是怎么分的呐?
隋:
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文帝与炀帝共在位三十八年.在这三十八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恢复了被废除多年的三师、三公、九卿的旧制.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开设了科举制度,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于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 后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京杭大运河.另外,由于隋朝以前连年的战乱,各朝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这极大的影响了市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因而,隋朝建立以后首先宣布禁用旧钱,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以来,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朝的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著名天文学家刘焯制订的《皇极历》,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他计算的岁差与现代计算出的准确值相差无几.而在工程建筑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河北赵县安济桥的兴建.这座由李春监造的石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桥”.他的兴建比欧洲同类建筑泰克河上的塞雷桥早了近800年.隋代的绘画、音乐、舞蹈等各方面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如画家展子虔和他的《游春图》等.
在短短三十几年中,隋王朝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为后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发展,当时的地理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炀帝下令撰写的《区宇图志》共1200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它与另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秦相比,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文化.
唐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正是由于它的开放带来了唐诗的巅峰.而在政治方面正如前面所述多是隋的延续.这里单述其军事,天宝十年四月（751）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在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高仙芝在七月份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罗斯,并且开始围攻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事后的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军事家对此感到念缺颂困惑,高仙芝的数万中国军队是如何在面临高原缺氧、且几乎没有补给可能的情况下翻越帕米尔高原（时间长达2个多月）?而这样一支理应疲惫不堪的军团还能在达到目的地后与拥有地利人和、数量数倍于己的阿拉伯军队作战,这本身已经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了.
由于阿拉伯人早就在准备对安西四镇的攻击,在接到高仙芝进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组织了十余万大军赶往怛罗斯城,双方在怛罗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附近展开了决战.由于唐军将士极其英勇善战,加上强弓硬弩扮信的技术优势,高仙芝曾经占得上风,阿拉伯联军先后7次进攻均被唐军步、骑兵压制住.阿拉伯军队一味依赖轻骑兵突击的弱点再次暴露无疑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这种战术在训练有素、阵形整齐的敌人面前很难凑效,19年前他们在欧洲的图尔之战中正是败在了坚守阵地的法兰克人手下,停止了对西方的扩张.但这次由于阿拉伯联军兵力实在太多,高仙芝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斗持续了五天,双方仍是不分胜负.然而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重要时刻,形势发生突变.在第五天傍晚的激战中,葛逻禄部雇佣兵见势不妙突然叛变（事后有人认为是被阿拉伯人买通的结果）,这成为战役的转折点.叛军从背后包围了唐军步兵,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唐军突然失去了弓弩手的支援,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仔郑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中方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恐阿拉伯追兵将及,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唐军得以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在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至安西.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息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身还.但唐军也重创了阿拉伯部队,杀敌7万余人.慑于唐军所表现出的惊人战斗力,阿拉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的霸权而已.而中国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国力大损,也只能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的争夺. 与此同时,吐蕃的崛起成功的阻挡了阿拉伯人的东进,避免了唐朝西部疆土的进一步失守.
这,就是怛罗斯之战.
是一场在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却在中国史上被有意忽略的战役；
是中世纪前期两大帝国之间的巅峰对决；
1200多年前,3万中国军队深入西域,和17万阿拉伯大军展开厮杀；
纵横东亚百余年的唐朝铁军,在这里最后一次展现它的雄姿；
此战之后,整个中亚的历史进程被彻底改变……
大唐军力之盛由此可窥其一斑.
宋：
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而根据今人研究,认为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女真南侵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开封人口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期间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对西夏的抗战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四路.这四路人口达到571万,占南方人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101万.福建路有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以上数字均为崇宁年间统计）
编辑本段政治军事赋役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编辑本段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然而,在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至于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两宋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明：
明朝初年,因为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就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美洲银器又大量流入中国,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了严重威胁.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死,日军大败退回日本.此即为万历援朝战争.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女真,时人称其为北虏和东夷.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各部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其后的三娘子继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但后期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下降.十七世纪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的辽东大部土地,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最终趁明朝亡于农民军而入侵关内,统治了中国267年.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也使不少新鲜事物传入中国.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有不少明朝军队装备相当数量的火器,包括西洋“红夷大炮”“佛郎机炮”和中国自己发明改造的种类,当时有人评价,这些改造的火器,“犹胜西番”.
清：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百年屈辱的起点,在一系列的丧权辱国和割地赔款的条约的签订中迎来了辛亥革命.
东北经济如何爬坡过坎？
文 | 东北 财经 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在经济总量、产业升级、体制改革、对外开放、 社会 民生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和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的要求下，东北地区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的发展与全面振兴目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要增速提效地推进战略实施，并提前谋划好"十四五"发展布局。
东北经济发展的不足
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 经济总量和增速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在31省市自治区中，辽宁、郑稿纤黑龙江、吉林2019年GDP总量分别位列第15、24、26位，GDP名义增长率分别排在第26、29、30位。 二是 改革力度不够，相关的政策、制度、举措需进一步放开。 三是 产业结构亟需优化，产业链的水平有待提升，第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短板，产业发展缺乏" 科技 大脑"。 四是 市场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民企喊仿和中小企业缺少良好的营商环境。 五是 区域协同不够，各地区欠缺整体规划布局与互联互通。 六是 对外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东北振兴"十四五"规划建议
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已经启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冲击仍在持续，中国敬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在这种局势下，需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因此，谋划好东北振兴"十四五"战略布局，对中国经济平稳 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东北地区在"十四五"中要加快战略推进、加大改革力度、提升开放高度、增强创新深度，实现弯道超车，开启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首先，东北振兴的"十四五"规划要高起点站位，高质量 谋化 。中央早已明确 东北的战略定位，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基地，关乎国家的国防安全、产业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随着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变化，东北将成为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因此"十四五"规划中，对东北经济和 社会 发展要高标准高要求：东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地，是进一步开放的新前沿，是国家经济 健康 发展的安全保障。在规划要求和发展目标上要制定更高的标准：相关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要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以及产业结构，要比肩国内发达区域水平；要最大程度缩短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时间，使传统产业转型发展与新兴产业布局和发展速度同步；最终在发展目标上，与全国经济和 社会 发展水平一致，同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针对东北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建议从加大政策放开力度、建立改革试验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改善营商环境、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开放新高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战略实施效果考核等多方面寻求"十四五"发展的突破口。
1.加大政策放开力度，授东北以渔
一是人口政策。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出生率分别只有0.74、0.76、0.75，是超级低出生率。从2015年开始，东北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负值，年轻劳动力占比不断下降，从长久看，会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经济活力。还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加剧财政负担。建议在鼓励生育的同时，优先在东北地区放开生育限制，由允许生育二胎放宽到三胎，甚至鼓励多生多育。若东北能先于其康雍:数字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良好起点他地区放开人口政策，将使东北人口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缓解或解决。
二是土地政策。 东北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也有很多未被利用的土地。建议在东北放开土地政策（前提是不改变耕地用途），唤醒沉睡的资源。具体措施有：第一，确定土地的资产性质，真正让农民拥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允许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住宅等参与交易、抵押、作价入股。第二，加快土地流转，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实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第三，与东部、南部等土地稀缺地区开展对口合作，发展"飞地经济"，吸引外地的技术、人才来东北创业。
三是金融政策。 东北的金融体系发展不够健全、金融市场不够活跃。金融活，实体经济才能搞活。建议在东北进行金融综合化经营改革试点，以适应东北振兴的多样化融资需求。设立东北振兴银行、东北振兴基金。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引进国企及民间资本。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资本债券。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加大对东北的投入，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进一步放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促进货币市场资金、资本及保险资金充分流动，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鼓励金融部门在东北设立金融创新中心，开发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等。充分发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用，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为银行业 健康 发展创造条件。
2. 建立改革先行试验区
支持东北建设以突破体制机制为重点的改革先行试验区，对试验区的政策、法律、监管等做一些特殊要求，为东北创造更多的 探索 新的发展模式的机会。
具体包括：建立土地制度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化土地政策制度的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和地方经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试验区，在资本运营、股权管理、经营机制、经理人制度、薪酬体制等方面做一些特殊要求；对已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赋予更多特殊政策，或者将自贸区扩大到整个东北三省。通过试验区，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改革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复制成功的模式，形成示范作用。
3. 以 科技 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 是围绕"做活存量、做大增量、做优变量"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加大企业数字化改造力度。
做活存量： 资源优势和制造能力是东北最大的存量优势，也是东北振兴的重要着眼点。振兴不是把产业基础推倒重来，而是要基于存量优势，加大现有产业的改造升级，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做大增量： 导入资源、引进企业，以增量激活存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做优变量： 东北振兴的最大变量就是数字化，数字化重划发展的起跑线，若不紧跟或超越，会拉大发展的差距。东北要瞄准国际国内数字化先进水平，持续提升数字化科研水平，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形成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实现新发展。
另一方面 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东北的"产学研"合作空间巨大，依托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通过产学研结合，为产业发展装上" 科技 大脑"。产学研合作要从以产业（或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为基本主体，扩大到以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为辅助主体，按照一定的机制或规则，形成某种联盟进行合作研发，以同步实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 社会 服务、产业发展和经济进步等功能。要以立法的形式为产学研合作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并加强政策和财政支持。
4. 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解决营商环境问题，要在行政制度、司法体系、 社会 保障等各方面做出调整。政府转变职能要更多的落在服务项目上，让市场机制切实地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公平竞争、公正司法。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从三个层面着手：第一，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混改，引入竞争机制，提升市场化水平，形成民企和国企良性互动的产业链关系。第二，现有的民营企业要实现超常规发展。在法律制度、市场准入、政府服务、金融支持等方面提供一些特殊政策，为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新兴业态在东北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可着力培育民营企业面向新兴产业发展。
5. 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形成区域一体化新格局
区域化协同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要重构东北区域发展新格局，提高各地区的互联互通能力。
第一 ，建立与东北亚内外联动经济区。在国家已批准的各类对外开放的区、圈、群、中心基础上，建立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境内沿边、沿江、沿海经济区，形成系统的对内、对外开放经济带，促进产业链延伸，物资、资金、技术、人员无障碍地实现区域内自由流动。可建立四个经济区，并形成一体化发展新格局：（1）图们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以晖春为中心，放射至图们、通化、长春、哈尔滨，组成外向型工业城镇网络，主要开展与俄远东、朝鲜罗津、清津及沿日本海地区的经济合作。（2）北方经济协作区。以黑河、绥芬河为窗口，建立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相互联结的内河航运系统，形成以内陆边贸为主的经济协作区，与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萨哈林开展经济协作。（3）环黄海经济区。以大连为龙头，锦州、丹东为两翼，鞍山、沈阳、辽阳等工业城市为腹地，形成辽东半岛开放带，与山东半岛一起，开展与日本北九洲、韩国西海岸等地区经济合作。（4）草原地带经济区。以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为基点，形成与蒙古、俄罗斯北部经济合作区，并与呼和浩特、赤峰衔接，加快草原地带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区域内经济和 社会 发展水平。通过四个经济区域开发与建设，使东北真正成为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增强东北在东北亚区域内的竞争能力。
第二 ，"沈长哈"区域经济一体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省会城市的GDP占东三省GDP总量的30%以上，城镇化率均在65%以上。在东北振兴定位中，沈阳是装备制造中心，长春是创新中心，哈尔滨是中俄经贸合作中心，很多集群、平台都在这三个城市。要解决三个省会城市互通不畅问题，建议在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沈、长、哈三大城市横向联合发展，生产要素无障碍流动。各省市之间要破除行政壁垒，促进三市及沿途城市的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畅通交流，形成优势互补。这样既可以降低发展的成本，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也有助于辽宁、黑龙江自贸区建设取得突破。
第三 ，建设松嫩平原农业现代化产业园。松嫩平原是东北平原的核心地带，耕地面积达559万公顷，分布着37个市县。但各市县的生产力水平不一，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很低。当前的农业产业园主要以县市为单位，建议以松嫩平原为整体，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农业现代产业园。实现大跨度、大范围的农业产业化、商品现代化，这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第四 ，建设东北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装备制造基地不止在沈阳，很多重大装备制造业分布在东北其他省市，比如哈尔滨、长春等，多个产业集群比较分散。可将整个东北地区建成国家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从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
第五 ，推进"渤水西调"工程。实现区域协同发展需要重大工程的投入，在东北地区的辽宁西部和内蒙中、东部存在大面积干旱地带，导致这些地区的土地资源无法得到利用。建议启动"渤水西调"工程，从辽宁取水，将渤海的水资源调到辽宁西部和内蒙中、东部的干旱地区，并将调水与改土相结合，形成地区间资源的互补和联动，实现经济、生态和 社会 效益的最大化。
在辽宁取水可以为东北及内蒙带来发展机会，包括海水淡化、综合化工、输水管道、各类装备的联动，可形成产业体系。还可以增加辽宁西部和内蒙中东部的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土地要素的增加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6．建设大连自由港，打造开放新高地
建议参考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在大连建设国家级的自由港，实现东北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大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将周边的多个港口资源，比如营口港、锦州港等，进行整合，纳入自由港统一规划，打造真正的北方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粮食、重工业等很多货物就可以从大连运进运出。大连的自由港和中日韩自贸区一旦落地，还可以发展成"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模式，优先开放金融市场，利用金融的活跃度引进外商，使大连成为北方最开放最活跃的国际化城市。
7. 建立留住人才的机制和政策，建立战略实施目标和考核机制
东北有多所重点高等学府，但存在毕业大学生大量外流的现象。要吸引大学生毕业后在东北创业、就业，就要在户籍管理、住房补贴、教育、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服务等方面提供特殊政策。利用废弃的厂房、基地等场所建设科创园、文创园，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方便。其次，要提高外地人才来东北地区创业就业的吸引力，东三省各级政府可以为外来人才的引进提供一些特殊政策支持，比如免费培训、减免税费、无偿提供创业基地、建立创业基金、提供融资服务等。
另外，建立东北振兴战略落实完成情况的考核机制。东北振兴战略已经实施十多年了，尚未建立对目标达成情况和振兴效果的科学评估体系或考核机制，容易造成政策衰减，或规划虎头蛇尾、无法落实。落实东北振兴战略要像落实扶贫工作一样，将任务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到相应的责任主体和部门，并量化成具体的考核指标，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对任务完成情况和振兴效果进行考核。
怎样记历史啊,好难啊!
1.必须在理解上下功夫。历史学习中要想记得多、记得牢，关键在于理解，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的知识才不会忘记。上历史课和上其他课一样，一定要专心听讲。有些同学认为上课听不听无所谓，反正课文内容都看得懂，只要考试前去背背，同样可以应付，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尽管有些简单内容可以死记硬背，但复杂一些的内容光靠死记是不行的，有许多历史知识必须弄明白这个知识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意义何在，有什么影响等等。所以一定要抓住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如果上课不专心听老师分析讲解，自己也不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幻想考试前去突击硬背，临场时必然会颠三倒四或张冠李戴，有的则束手无策，不知所云。
2.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有些历史事件和现象比较复杂，光靠硬记是记不住的，我们可采取一些有效方法，尽量化繁为简，才能熟记，主要方法有：
(1)公式记忆法。在回答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如同解数学习题一样，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些基本公式，然后按公式来记忆和解答。如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简单过程＋结果＋意义。经过＝准备＋发生＋结果。意义＝作用＋特点＋影响。人物＝姓名＋时代＋事迹(包括思想、活动或著作)＋影响。作品＝作者＋成书年代＋内容＋意义(或影响)。用这种方法可将复杂的内容进行简化概括，形成网络记忆。也就是抓住几个要点作为支点，然后进行扩充，就能较快地熟记基本内容。掌握这个方法，在巧记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古今中外名著方面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比较记忆法。人类历史遵循着一定规律向前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事件或现象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又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其具有各自的特点。比较记忆法就是把两个以上具有一定联系的事件或人物进行归类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这样可防止张冠李戴。比较记忆法是历史学习中一个重要的记忆方法，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种：①把性质相同而特点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秦、隋相比，汉、唐之比较等。②把某些表现相似而性质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分清不同性质，形成不同概念。③把性质相同但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加以综合比较，区分异同。如中国近代许多不平等条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④中外比较。如世界上最先进入奴隶社会的四个国家之比较，中国与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比较，中国古代经济、科技发展与西方之比较等。
(3)列表图示法。列表图示法是：根据历史事件的特点，用表格图示形式使同类知识前后连贯起来，形成一个系统，使众多史实、纷繁内容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收到化繁为简效果的一种方法。列表法最大优点是简明、醒目，是帮助记忆的一个有效方法，尤其在记忆复杂史料方面作用更明显。如古代政治改革(变法)、重大战役、科技文化成就；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五次侵华战争，中国现代史上党的两次重要会谨侍竖议；世界史里的三大宗教，资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等。
(4)联想法。可分为纵向联想祥大和横向联想两种。纵向联想就是抓住某一历史知识要点谈野，使其前后连贯起来，即以某一史实为基点，既可涉及它前面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可联系到后面发生的事件，从点扩展到线，便可记住有关这一历史知识的前后内容。如讲到《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占中国领土台湾时，我们可上溯到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去夷洲(即台湾)，隋炀帝三次派人去台湾，元设澎湖巡检司，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设台湾府，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再简要提一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台湾才回归祖国，日本侵占中国台湾达50年之久。这样将有关台湾的历史知识就前后贯通起来了。横向联想法，就是把中外发生在相同时期的不同历史事件，或不同时期的同类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初中《社会》第三、四册，将中外历史放在一起学习，这就要求我们以中国历史为重点，将中外历史知识联系起来。如讲中国的甲骨文明，就把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欧洲的拉丁文字联系起来。
(5)串字法。对有并列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可用串字法来记忆，即将有关内容按课文前后顺序串联起来，只记住其每一内容的第一个字即可。如王安石变法的五项内容可简化为“青、募、农、方、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四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按前后可简化为“开、德、雅、波”。用这种简化法可较快地记住课文内容。
3.巧记人名、地名、年代。历史知识的重要特点是需要记忆的人名、地名、年代较多，去掉这些也就不成为历史了。学习历史，记人名、地名、年代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自然要下一番苦功夫，但并不是光靠死记硬背，同样有比较可行的科学记忆方法。
(1)记人名。记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姓名，可抓住一些人物的特征来加强记忆。如两汉帝王都姓刘，两宋的姓赵，两晋的姓司马。
记人名可用串字法和谐音法，用这两种方法记外国人名字尤为适用。谐音法就是将外国人的名字按照它的同音汉字去理解，使原来无意义的音节成为有意义的名词或词组，便于记忆。有些人名不妨给它取个雅号，使用谐音法(雅号)记人名尽量要能顺口、生动，防止低级和粗俗。对历史人物不仅要记住读音，还要书写正确，若写错别字，则前功尽弃。如把齐桓公的“桓”写成“恒”，把“赢政”写成“嬴政”等等。
(2)记地名。历史学习中常常要记许多地名，尤其是古今异名和外国地名，更使初学者感到头痛，成为学习的拦路虎。如何记住这些地名呢？
首先，在学习有关历史地名时，一定要借助地图册来加深理解和掌握地理方位，以形成正确的空间表象。如学习《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流》一章，要记的地名较多，一定要对着书本或图册，弄清它的位置，才能记住；学《隋朝大运河》，只有看着地图册，才能记住一个中心(洛阳)、两个点(东北到涿郡，东南到余杭)、四个段(自北而南)，否则就会把方向搞错。对于中外史上有关军事的地名更应借助于图册和其中的各种标记，才能记住。
其次，要记住地名还要仔细看课本中历史地图下列的古今地名对照表，才不会将古今名称相同其实并不是同一地方的地名弄错。如南宋赵构在“应天”称帝，课本注明“应天”是“河南商丘”；1368年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在“应天”，这里的“应天”则是在江苏南京。两个“应天”不是同一地方，不看课本注释或图册，就误认为是一个地方了。
(3)记年代。时间概念是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中外历史绵延几千年(若从原始人群算起则有两三百万年)，其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年代也有一两百个，牢记这些重要年代既是历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最使初学者感到困难的一个方面。
那么如何才能既多又快地牢记历史年代呢？
第一，分清公元前后，掌握年代与世纪换算法。在学习中国和世界的古代史部分，许多同学往往只记住年代的数字，却分不清究竟是在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如何分清呢？介绍一个简便的方法：如果是中国史，只要抓住公元8年王莽改制这件事，凡发生在它以前的(即西汉为界)都是公元前，在此以后的都是公元后；而世界史可以公元前27年罗马屋大维建立元首制为界，凡在此之前都是公元前，此后的都是公元后。如斯巴达克起义发生在公元前73年，而汉代班超出使西域则在公元73年。
一个世纪是100年，有些同学以为年代与世纪的换算只要除以或乘以100就可以了，其实是不对的。如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7世纪，1994年不是19世纪，而是20世纪；同样，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那不是公元前2100多年，而是公元前2000多年。因为公元1年是1世纪，101年则是2世纪，1001年是11世纪，2001年是21世纪，依次类推。所以，若将世纪换成年代，就应该将世纪数减去1再乘100，同样，把年代数先除以100，再加上1，就是世纪数。
第二，联想记忆法。历史上有些重大事件，其经历时间相同，如隋统一全国(581—589年)，安史之乱(755—763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都经历8年时间，所以只要记住其开始(或结束)年代，就可推算出其结束(或开头)年代，这样只要记住一头就行了。
第三，对比记忆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同一年代(或世纪)有时会发生几件大事，我们如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就便于记忆了；如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雅典梭伦改革；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召开，第三国际成立等等。
第四，利用数字特征来记忆。有些年代的数字很特殊，若将它编排在一起，就容易记住。
A自然数排列：1234年蒙古灭金，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B.两位数字相同的：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818年马克思诞生，1919年五四运动。
C.首尾数字相同的：313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383年淝水之战，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646年日本大化改新，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979年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
D.间隔时间相同的：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中都有相隔时间2年、10年、100年、200年相吻合的历史事件，我们可借助它来推算年代或事件，便于记忆。
相隔2年的有：1911年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相隔10年的有：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881年苏丹反英大起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34年红军长征；1901年《辛丑条约》，1911年辛亥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1941年“皖南事变”。
相隔100年的如：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592年朝鲜抗日；1127年金灭北宋，1227年蒙古灭西夏。
相隔200年的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历史发展犹如一条长河，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里，时间是构成历史概念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在历史教学中严格要求学生牢固而准确地掌握一些重要的历史年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悠悠历史长河，年代既多又杂，单单一个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就足以让大多数学生头疼了，若再加上世界上其他国家，岂不让学生更是谈“史”色变。即使靠死记硬背记下来，但时间一长，也往往会弄得张冠李戴、笑话百出。
那么，面对如此多的国家，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应当如何记、如何背才能更有收效呢?根据几年来的教学经验，现就这个问题，简单地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顺口溜记忆法
即借助于某些通俗押韵的／顷口溜，将历史事件记住。以中国古代史朝代的更替为例，可将朝代顺序编成顺口溜：“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短短的二十八字，就把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概括进去了。又如清朝皇帝的顺序：“努皇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二个字记录了清朝十二个皇帝，这方法既记得牢，又不会颠倒顺序。
二、特征记忆法
即在熟悉历史事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找出具有特征数字的重要年代来加以记忆。它可分为两类：
(一)一肩双挑数字：即中间一个或两个相同的数字，它的前后两个数字相同组成的年代。如：
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灭亡埃及。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
383年，淝水之战。
646年，日本大化改新。
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1881年，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
(二)重复数字：即两组年代数字相同重复出现。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818年，马克思诞生，德国十一革命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
三、顺序记忆法
这种记忆是最普通的记忆方法：即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利用自然数顺序排列记忆。如：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金灭辽。
1127年，金灭北宁。
1234年，蒙古灭金。
1392年，高丽建立李朝，改国号为鲜朝。
1492年，哥伦布航行到达美洲。
1592年，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莱克星顿枪声，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
1776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独立宣言》发布，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1777年，萨拉托加大捷。
四、间隔(跳跃)记忆法
即根据中外数千年的历史事件，通过掌握重要历史年代间隔若干年的特点来帮助记忆。如间隔两年的：
1911年，辛亥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开始。
1917年，张勋复辟，护法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孙中山逝世，“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7年，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等。
又如间隔五年的：
1487年，迪亚士航行到好望角。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
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
又如间隔十年的：
1901年，《辛丑条约》。
1911年，辛亥革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41年，皖南事变。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以上这些年代数字的排列，虽然是硬性编排在一起，缺乏意义。但是由于经过排列组合，也有巧合之处，可以掌握年代的间隔特征，易于记忆。
五、对称记忆法
即指将公元前相对称的历史年代联系起来，便于记忆。如公元前476年，春秋结东战国开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王灭亡，西欧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开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221年，后蜀(汉)建立。
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起义。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
六、对照记忆法
即将发生在同一年的中外历史事件，系起来记忆，这样可以引起联想记忆。如
公元前594年，(中)鲁国实行初税亩伦改革。(外)雅典梭伦改革
1689年，(中)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外)英国通过《权力法案》。
1861年，(中)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外)俄国农奴制改革。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1864年，(中)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外)第一国际成立。
1937年，(中)“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外)德日意轴心国形成。
1941年，(中)皖南事变。(外)德国突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七、上挂下联记忆法
即把握住一个历史年代加以上挂下联，印象深刻容易记忆。如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上挂一百年1689年，是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下挂一百年是1889年，是第二国际的成立。
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上挂五百年是1351年至1364年，元末红巾军起义。
八、归类记忆法
即把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加以归类记忆。如中国共产国党领导的三次统一战线：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949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
又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三次武装起义。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1792年8月，巴黎人民攻占王宫。
1793年5月底6月初，巴黎人民推翻吉伦特派统
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次突然袭击。
1939年9月1日，德国袭击波兰。
1941年6月22日，德国袭击苏联。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九、颠倒式记忆法
即把历史年代的数字颠倒次序记另一个年代。如：184年，黄巾大起义，颠倒年代数字481年，法兰克王国建立。
1271年，元朝建立，颠倒过来为1721年，彼得建立俄罗斯帝国。
十、推算年代起迄记忆法
即将一般历史事件划分成历史阶级，只要记住一个年代，即可推算出另一个年代。如我国奴隶制社会夏、商、西周大约经历五百年，记住夏朝建立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向下推算五百年即是商朝建立于十六世纪，再向下推五百年，即是西周建立的年代。又如太平天国运动长达十四年之久，只要记住1856年金田起义，即可推算出)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除此以外，记忆的方法还有很多。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要求多记多练，才能牢固地掌握住这些重要的历史，也才能不混淆历史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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