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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局为何如此之乱
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病逝。在他死之前，政权交接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任何政权交接背后，都有一部确凿无疑的法统。之于袁政权而言，这个“法”，就是被后人称为“袁记约法”的1914年《约法》；这个“统”，就是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这一“最高地位”序列。
北洋高层至少对袁世凯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因此，他的遗嘱也是处理政权交接的重要依据。然而，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的接班文告中，就用了“继任”而非“代理”的字眼，显然所依据的基本法文本是民元《临时约法》而非袁记约法。此时的国务院国务卿段祺瑞倒也没有反对。这还仅是对袁氏的第一击。
其后，全国各派各处政治力量，甚至包括北洋最具威望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都要求恢复以民元（1912）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而西南系的护国军方面，更要求惩办那些袁世凯的亲信，并冠之以“帝制祸首”的罪名。
一方面是政坛此起彼伏的呼吁，一方面是黎元洪、段祺瑞在往还商榷。至六月底，也就是距袁氏去世不足一月，黎、段便陆续下达政府令，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要旨就是恢复民元法统，并撤销了袁世凯亲自设立的统率办事处和政事堂，还下令通缉那些所谓的“帝制祸首”。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仅仅一个月，他一生缔造的所有政治遗产，都烟消云散了。就国体、政体、法律、机构、人事，从各方面的建制来看，袁世凯都没给后人留下一丁点建设性积累。除了后来那个隆重的葬礼和国民还在使用的银元上的侧面头像，似乎他从未出现在现实和 历史 中。
由于袁世凯去世前三个月已经废止自己设立了83天的帝制，因此去世之前其政治身份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去世的当天，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发布文告，略曰：“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尊《约法》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所谓“《约法》二十九条”，指的是1914年袁世凯的新创基本法，其二十九条是：“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段这段话连标点符号不过短短50个字，却惹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凭什么袁世凯创设的《约法》还在使用？按照西南系护国军的观点，此时袁世凯已经是叛国贼，而他叛国的起点，即是改变民元法统，其具体行为，就是创设《约法》而废止《临时约法》。所以，袁世凯必须否定，民元法统必须恢复。所以，南北双方，即北洋政府和护国军政府仅仅在一点上达成共识：接下来的总统由黎元洪当了。
政治上，各党各派纷纷对于时局提出自己的主张，归纳起来无非是恢复以《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并且惩治所谓的“帝制祸首”。对于来势汹汹的各种要求，北方非常奇特地保持集体静默。这是因为北洋系在中央的政客，之前为袁世凯亲信，而今却沦为“帝制余孽”，戴罪之身当然不敢乱说乱动。至于作为督理某省军务的将军而分散在各地的北洋系军人们，原本就没什么政治主张，对于时局一时间难以臧否。而且，既然北洋系中地位次高者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请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那么各省将军就更不能发表什么其他意见了。
但此时的张勋有与众不同的立场。在袁去世的前夕即5月30日，冯国璋召集各省北洋系将军于南京开会，讨论袁氏及其政府的进退出处。会议无疾而终，不欢而散。但应张勋要求，南京会议的部分代表复于徐州集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十条纲要，主要是要求保全袁家属生命财产及袁氏身后一切荣誉；并“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所谓的“暴烈分子”，指的就是国民党员。这个十条纲要，可谓是说出了北洋系地方实力派的心声。此次徐州会议，也成为今后一年内操控乃至左右政局的“督军团”的滥觞。
不过，此时，无论是野心勃勃如梁启超，还是诡异狡黠如张勋，都没料到，一场细腻绵密的人事安排，正在悄然策划推行，一张张名单，正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手中频繁往还，反复揣摩。从今后一年的 历史 事实来看，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关系非常糟糕。因此，当时政坛的观察家们完全忽略了他俩的秘密沟通，也实属正常。因为所有人忽略了一点——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桥梁”，是张国淦。正是这个人，决定了袁世凯死后最初一个月中国的命运。
黎元洪与段祺瑞
清末非常重视同乡之谊。张氏籍贯是今天的湖北赤壁，但跟随着湘军出身的父亲，在安徽成长、读书。后来他们家就定居在了芜湖。所以，他能够以生于安徽的身份，同安徽人段祺瑞亲近；也能够以籍隶湖北的身份，同湖北人黎元洪亲近。当然，也能以湘军子弟的身份，得到袁世凯的信任——湘军毕竟是中国近代所有地方实力派的鼻祖。
张国淦三十出头开始官运亨通，1916年是四十周岁，之前四年已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部次长、政事堂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等显要贵重的职务。袁世凯最倚重张国淦的，是他身上那种令人信赖的亲和力，以及能够令人妥协的协调能力。袁氏当国的四年间，张国淦前两年调处袁黎关系，后两年调处袁段关系，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到袁氏统治末期，一方面张国淦不同意帝制，另一方面，袁黎关系、袁段关系都已经崩溃，没了协调共处的可能，因此，在袁氏去世黎氏接任的当口，张国淦是教育总长。
但段请黎元洪当总统，还是要拉上他一起去。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立即带着张来到黎元洪公馆，在黎的办公室东花厅，段先向黎三鞠躬，当是致敬大礼，然后二人相对注目了半个小时一言不发，也算是做到了“请你出来当总统”的礼数。段祺瑞走的时候，留下了张国淦，也就是留下了一条沟通渠道。
到当天傍晚，北京城的流言越来越多，都说北洋系军头要罢黜黎元洪，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统。黎当然很惶恐。这不是权位的问题，北洋系军头来逼迫让位，肯定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于是张国淦先亲自去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公馆打听情况，然后在东花厅陪黎元洪坐了一晚上，到凌晨三点钟知道各方安全后，才去休息。是张国淦陪黎元洪度过了最惊险难熬的第一天。
6日下午三点钟，国务院以袁世凯的名义发布“故总统令”：“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这个“约法”，是袁记约法。但是黎元洪自己发布的“就职令”呢，则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7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民元约法而来的。文告写就后，张国淦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就任总统以来，黎元洪在张国淦的沟通下，不断同段祺瑞秘密商议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包括内阁成员人选，各地军政负责人的确定。在公开层面，他们还推行了一些体制上的变革。10日，黎当上大总统才三天，就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其职权交还陆军、海军、参谋等部，这应该是段祺瑞最注重和欣慰的事，这样，他这个陆军部长才是真正的全国军事领袖。黎元洪还准“帝制祸首”周自齐辞职，其财政总长的职务，交给老革命党陈锦涛继任。这也是黎元洪变革阁员的第一步。
即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就根本不关心袁世凯的 历史 地位，反而致电段祺瑞，逼迫他承认《临时约法》。这样倒是简单了。于是，段突然爽快地在六月底宣布全面恢复以《临时约法》为主体的民元法统。如此，也意味着袁记《约法》被永久废除，1914年初被袁氏强行解散的民二国会立即恢复召集。
所有人都是赢家，而最大的赢家，其实是段祺瑞。首先，他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北洋系新的领袖。当然，冯国璋的资历、地位同他不相伯仲，但人在南京，虽然可以直接控制长江中下游，但毕竟离政治中枢北京还相当之远。其次，虽然黎元洪是大总统，但“责任内阁制”的威权出自院部。从理论上来说，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须大总统任命，并应接受国会的质询和弹劾。《临时约法》中，段祺瑞所受的限制，也仅止于此了。说得简单点，民元约法就是一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制度设计——在总统和国会的角逐较量中，互相制衡，互相伤害，而国务总理正可以上下其手，纵横捭阖。
冯国璋
现在，制度和体制都已经确定，段祺瑞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一步，当然是先要把官位安排好。一场护国运动，使得许多原本资历浅薄、威望不足的军政人物走上前台，尤其是西南系，兵强马壮，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半年前那种畏葸的模样。而在中枢政坛，因为民元法统的恢复，原本已经被袁世凯排挤出去的革命党系统人马，现在又将回到中央。何况，他们还是黎元洪身为大总统的执政基础。全国当时22个省份，那么督军加省长才有40多个缺；至于总长那人数更少，国务院才九个部。
段有自己的想法。之前几天，政界还在为到底是执行民元约法还是袁记约法大起争执，即黎元洪究竟是代理总统还是继任总统名分未定的时候，段祺瑞已经拟订了一份内阁名单。外交总长，原来的陆徵祥已经辞职，现在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署，段祺瑞建议换成汪大燮；内务总长，原来是王揖唐，段建议换成刚刚从福建回来的许世英；财政总长，原本是周自齐署理，但此人同袁世凯关系实在密切，被目为“帝制余孽”，再留在中央政府恐怕有所不便，因此，在6月23日已由黎元洪亲自提名换成了陈锦涛。陈氏是老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财政总长。
教育总长，原本是张国淦。但为了使反袁人士更能接受这个新政府，段祺瑞提名由范源濂接任。范氏资历很深，后来又赞助梁启超反袁，因此在护国军方面声望很高。农商总长，原本由司法总长章宗祥兼任，现在段氏建议给张国淦接任。剩下来的四个部的总长不变：陆军段祺瑞兼任，海军刘冠雄，交通曹汝霖，司法章宗祥。
段祺瑞自认为安排得很妥帖。九个总长，留了五个旧人。如果他自兼的陆军总长不算，也就是说八个国务员进了四个新人，也算是不偏不倚，新旧交融了。而且四个新人中，财长陈锦涛可以照顾革命党的感受，教部范源濂可以照顾梁启超的感受。简直是个“联合政府”了嘛。没想到，对于这份名单黎元洪在审核盖印时并不同意。他主要想换掉两个人：外交总长和海军总长。
海军向来同北洋系离心离德，而黎元洪自己就是海军出身，尤其得到海军高级将领的拥护。但现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已经成为北洋系插进海军的一根钢钎，不将其拔掉的话，黎元洪今后同海军的隔膜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提出，外交总长换成唐绍仪，海军总长换成程璧光。再加个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后两人原先一是革命党，一是进步党，但现在都属于国民党阵营。这样的话，除了段祺瑞以外，内阁八个成员，竟然有五人要么是国民党，要么同国民党 历史 关系深厚。
段竟然全部同意了。于是，1916年的6月底7月初，黎元洪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公布了新的内阁名单。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愿，并未得到国会的同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任命建议，甚至还没得到他们本人的同意。还有一点隐然的影响：包括北洋系、西南系在内的各省地方实力派，究竟如何看待这份名单呢？国民党、进步党，也就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他们怎么看待这份名单呢？
按照计划，国会两院要到8月1日才复会，迨追认这些包括段祺瑞在内的阁员名单要排到八月底。那么，首先看看，这八位总长能不能过舆论关？
首先“中枪”的是汪大燮。当时汪年近六十，在前清已是外务部、邮传部（即交通部）侍郎，但问题是，他犯过“政治错误”，被时人看作是“帝制余孽”，一听他要入阁，尤其是西南系的政客们群起而攻之。汪实在受不了，任命外交总长才十来天，就辞职了。
交通部主要业务就是建造和管理铁路。当时的中国极为穷困，要建设铁路势必要向列强借款，因此，身为交通总长，未必要懂得铁路如何敷设，但必须是外交人才、财政人才、金融人才。但是，黎元洪的夹袋里也没几个人才。支持他的一般都是国民党系统中的人，多激进分子，多英雄义士，但少有建设性人才。其实梁启超的进步党中也是文人多、政客多，论到那些懂得脚踏实地经世治国的技术性官员，非常之少。所以，只能起用许世英做交通总长了，虽然之前他做的是司法内务工作，对于外交、金融全然陌生。
张国淦也调职了。黎元洪刚刚当上总统，位子还没坐稳，请张专任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的位子就让给了又一个国民党人谷钟秀。
同最初段祺瑞提出的名单相比，八位阁员中留下了三人，也不能算全盘否定。但这八人中，国民党五人，外加一位倾向西南系的程璧光。这样，八名阁员中亲近北洋系的就只有一个许世英了。以此为标志，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了。各方势力见到尘埃落定，便纷纷露出了本来面目。其中最为愤怒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对议会政治很感兴趣，也愿意亲身尝试，入内阁担任总长，试图在中央政府掌控政局。不过，当下内阁重新安排部长人选的时候，梁启超却失去了三年前的热情，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党徒塞进国务院的打算。但毕竟，手下的进步党人一个都没进内阁，让梁启超觉得脸上无光，还要结结巴巴跟那帮子看热闹的西南系军头解释这个尴尬的局面。
梁毕竟是大政治家，亡羊补牢尤未晚也，黎段联名公布了内阁名单，他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事实：一，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的名单也要随之公布了；二，这份名单同样不会跟自己商量。于是，梁思考了三天后，给同他关系亲密的范源濂发了份长长的电报。自己手下的进步党都是文人，督理军务的军政长官是谋不到的，那么就试着来求几个民政长官吧。而且梁也知道，黎元洪、段祺瑞绝不会将北洋系固有的地盘让出来。他所推荐的人选，所谋求的职位只能在发起护国运动的西南六省。
在电报中，梁通过范源濂向黎段提出了四个要求：首先，“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也就是西南的首长必须来自本地；其次，“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也就是说，这次任命名单一定要同我商量。然后，他开出了一份名单：籍忠寅、周印昆、周善培、徐佛苏、陈廷策。他强调，以上五位“皆巡按妙选”，建议范源濂不妨立即去“切实推毂”——再不举荐就晚了！（袁世凯时代，省长称为“巡按使”，梁氏拍这份电报的时候，此官名尚沿用。）
电报的最后，梁启超明确喊话：“循若必须有位置。”循若就是戴戡，当时任护国军右翼总司令。他对梁启超忠心耿耿，以“死士”自命。这样的忠实干部，当然要“必须有位置”。梁启超建议道，先以龙济光、陆荣廷对调，然后，“莫如以（蔡锷、戴戡）安抚蜀湘，则（两广川湘）四省问题皆解决矣”。其他建议都是虚晃一枪，让戴戡去湖南做领导才是要害。
段祺瑞却并不同意他的推荐。对于西南六省军政、民政长官这12个位子，他自有打算。
先来看名单。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四川局面混乱。川境内有护国的滇军黔军，川军中也分效忠北洋的和效忠云南的。当然，蔡锷也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这一块还是先让蔡锷去敉平再说。
湖南也如同一团乱麻。就在7月4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国民党稳健派程潜率领的护国军的逼迫下出走，段祺瑞一时缺乏有效人选，只能先让已经退居鄂西的陈宧去湖南掌控大局。
云南和贵州的人事任命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基本照旧。但广东广西这两省的省长位子，梁启超看了就心生气恼。尤其是广东。广东督军由广西地方实力派陆荣廷担任，这原本也是梁启超的建议。他认为，“龙（济光）部悍将，惟陆（荣廷）能驭”。但是，空出个省长位子，为什么就不能给进步党呢？偏生大老远叫来个朱庆澜。
蔡锷固然留在了四川，但戴戡被派往家乡贵州做省长。而湖南督军的位子，则留给了刚刚退出四川的陈宧。这下梁启超着急了。贵州原本就是进步党大本营，又何必多加戴戡一个砝码？他一面让戴戡向中央辞谢任命，一面立即亲自致电段祺瑞。他说戴戡非常优秀，“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所以“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三天后，他又致电已经到北京的门徒籍忠寅，让他去黎元洪、段祺瑞门上游说，让戴戡做湖南省长。当时，陆荣廷暂时署理湖南督军，所以，梁启超也请陆向黎段推荐戴戡去湖南。段祺瑞对梁启超这些接二连三的推荐置之不理，以致后者在给周善培的电报中大发牢骚：“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
湖南向来是北军南征或南军北伐的交通要道，因此北洋系长期在岳州驻扎精兵，所以段祺瑞怎么放心把这块地盘交给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呢？所以，他先是急于控制形势，最后，还是选择了性格温和又没有军事基础的谭延闿来出任湖南都督。
罗佩金也不愿去广西，因为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资历和禀赋从事军职；而且陆荣廷也把广西视作自家禁脔，哪能容得下他人染指？就这样，滇黔护国军三位首长：蔡锷、罗佩金、戴戡，一股脑儿挤在四川，没有通道向外发展。梁启超此人冷静而务实。即使有抱怨，也不会耽误他对于全盘计划的重新安排。何不请蔡锷出任湘督呢？蔡原本就是湖南宝庆人，符合民初形成的“湘人治湘”的号召。这个建议提出来，想必各方都不能反对。
蔡锷是个伟大人物，曾率领护国军进攻四川，以四千疲敝之旅，对撼陈宧、曹锟、张敬尧之十几万北军仍屹立不败。早在护国战争刚开始不久的1916年初，梁启超就在思考，今后其领导的进步党，政治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给正在四川前线同北洋军鏖战的蔡锷写了封信。其中说道：“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梁启超说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们都在萌发的念头：割据。
没想到，蔡锷撑不住，他病得非常厉害，不久去世。这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以蔡氏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安定四川绰绰有余。即便闭关自守，也能够在富有安宁的四川盆地休 养生 息，为进步党培养一个安全而繁荣的军政基地。而当时，如何消化广东及广东的革命党，会消解陆荣廷的力量；如何遏制刚刚崛起的王文华，会消解唐继尧的力量；如何应付冯国璋和曹锟，会消解段祺瑞的力量。蔡锷会带领四川和进步党在这个夹缝中默默生长，奠定基础。进而有机会西定康边，南下滇黔，北上汉中，东出夔关，平定天下如运诸掌。那时的北伐胜利者，可就是进步党的党军了。但 历史 可以推演，却无法假设。北伐胜利者终究还是国民党，而其借助的军事力量，其源头和脉络，依然是来自西南实力派。
北洋政府和北洋内阁有什么不同
北洋政府，也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前期袁世凯及其以后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1919年10月，北洋政府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大将徐树铮出兵收复外蒙古。
北洋内阁，是由大总统和国务院总理所组成，职责就像现在的人大常委。
历任内阁
第一任内阁阁员（1912年3月13日－1912年6月27日） 姓名上任日期离任日期国务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1912年6月27日内务总长赵秉钧1912年3月29日1912年6月29日财政总长熊希龄1912年3月29日1912年7月14日外交总长陆征祥1912年3月29日陆军总长段祺瑞1912年3月29日海军总长刘冠雄1912年3月29日司法总长王宠惠1912年3月29日1912年7月14日教育总长蔡元培1912年3月29日1913年7月14日交通总长施肇基1912年4月8日1912年6月27日工商总长陈其美1912年3月29日1913年6月29日农林总长宋教仁1912年3月29日1913年7月14日
第二任内阁阁员（1912年6月29日－1912年9月22日） 职衔 姓名 上任日期 离任日期
国务总理 唐绍仪 1912年3月13日 1912年6月27日
内务总长 赵秉钧 1912年3月29日 1912年6月29日
财政总长 熊希龄 1912年3月29日 1912年7月14日
外交总长 陆征祥 1912年3月29日
陆军总长 段祺瑞 1912年3月29日
海军总长 刘冠雄 1912年3月29日
司法总长 王宠惠 1912年3月29日 1912年7月14日
教育总长 蔡元培 1912年3月29日 1913年7月14日
交通总长 施肇基 1912年4月8日 1912年6月27日
工商总长 陈其美 1912年3月29日 1913年6月29日
农林总长 宋教仁 1912年3月29日 1913年7月14日
注：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于1912年6月29日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与袁世凯总统政见不和而辞职，内阁改组随同辞职，初以梁如诒，因参议院否决，由唐绍仪兼代，后任命施为交通总长，辞职，由刘冠雄兼代。未到任，有次长王正廷代理。内阁改组随同辞职。
北洋政府是一个国家体制，而内阁只是它的一个机构。
关于致远舰的资料
防护巡洋舰（穹甲快船、steel protected cruisers） 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建造，造价共计1697453两银。“致远”于1886年9月29日下水，1887年7月23日建成，“靖远”于1886年12月14日下水，1887年7月9日建成，同年11月二舰与在德国建造的“经远”、“来远”、“左一”一起在总教习琅威理（Lang William M）率领下抵达大沽。
该照片长久以来被误认为是“致远”舰，而其真实身份则是1887年在朴次茅斯海口的“靖远”舰，该舰作为旗舰由琅威理乘坐，因此后桅挂有提督旗，当时这一行为为各方所默认，但在数年之后却意外的爆发了令人遗憾的“撤旗”事件。（照片收藏于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编号Q22233）
舰船资料：“致远”、“靖远”属同级舰，2舰为北洋水师中航速最快的战舰，长76.2米、宽11.58米、吃水4.57米、排水量2300吨、动力为2座蒸汽机，4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6850匹马力，航速18.5节，正常载煤200吨、最大载煤量520吨、续航力6000海里/10节、装甲甲板厚3吋（倾斜处）/2吋（平坦处），司令塔装甲厚3吋，火炮炮盾厚2吋，全舰编制204－260人，管带为副将衔。
一直未被人所知的真正的“致远”舰照片，同样是拍摄于朴次茅斯。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致远”和“靖远”在外形上的一处显著区别——“致远”桅杆上的斜桁大大低于“靖远”，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位于司令塔下方水线附近的鱼雷发射管（舷窗下方的圆形轮廓），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致远”是因为舷侧的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导致管内鱼雷爆炸而沉没，从鱼雷管的位置来看，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照片收藏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编号Q41291）
主要武器： 克虏伯210mm主炮3门（舰首2门双联装、舰尾1门，每门炮重12吨，3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152mm副炮两门（每门炮重4吨，26倍口径），57mm哈乞开斯速射炮8门，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mm哈乞开斯机关炮6门、11mm10管格林机关炮4门（其中1门现存日本长崎“三笠”纪念舰公园），18吋鱼雷发射管4具（军舰艏艉各1具，司令塔前部下方舷侧水线附近各1具）。
舰史：《碧海忠魂——“致远”级穹甲巡洋舰》
军官：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字正卿，北洋水师中军中营副将(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广东番禺人，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黄海大战“致远”舰沉没，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与爱犬同沉，壮烈殉国。
“致远”帮带大副陈金揆，江苏宝山人，留美幼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驾驶二副周展阶。
“致远”鱼雷大副薛振声，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鱼雷二副黄乃谟，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鱼雷三副杨澄海，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枪炮二副费乃谟。
“致远”船械三副谭英杰，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船械三副郑纶，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清末重建海军时任“江利”舰管带，民国时历任海军军衡长、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南京雷电枪炮学校校长等职。
“致远”总管轮刘应霖，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致远”舰管轮余锡尔，英国人。
“致远”大管轮郑文恒，福建长乐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致远”大管轮曾洪基，机匠出身。
“致远”枪炮教习沈维雍。
“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北洋水师中军右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补用参将升署)，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参加了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甲午战败后，被清廷任命为水师统领，和“康济”舰管带萨镇冰一起担当起重整海军的重任，于1905年5月在总理南北洋海军任内去世。
“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靖远”驾驶二副祁凤仪，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靖远”鱼雷大副陈成金，留德学生。
“靖远”枪炮二副洪桐书，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靖远”船械三副温朝仪，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甲午战前调任“广乙”舰帮带大副。
“靖远”船械三副郑祖彝，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清末重建海军时任舰队一等参谋官，民国时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
“靖远”总管轮林登亮，机匠出身。
“靖远”大管轮张玉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靖远”大管轮任正申，机匠出身。
“靖远”枪炮教习汤文经，福建闽县人，黄海海战中阵亡。
小弟急求一篇作文，关于福州三坊七巷的，可以是观后感，其它都可以，字数在800到1000，谢谢！
福建省 福州市至今还保存相当一部分自唐 宋以来形成的坊巷，成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坊巷中最为著名的要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福州三坊七巷算"三坊七巷"街区。
三坊七巷地处市中心，东临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杨桥路，南达吉庇巷、光禄坊，占地约40公顷现有古民居268幢。
“三坊七巷”地处福州市中心，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的概称。
“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
“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
福州自汉始，先后建成了冶城、子城等六次城垣，城市由北向南扩展，整个布局，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以南街（八一七路）为中轴，两侧成坊成巷，讲究对称，逐步形成三坊七巷一条街（“街”指南后街）。
三坊七巷全貌“三坊七巷”形成于唐王审知 罗城，罗城南面以安泰河为界，政治中心与贵族居城北，平民居住区及商业区居城南，同时强调中轴对称，城南中轴两边，分段围墙，这些居民成为坊、巷之始，也就是形成了今日的三坊七巷。
在这个街区内，坊巷纵横，石板铺地；白墙瓦屋，曲线山墙、布局严谨，匠艺奇巧；不少还缀以亭、台、楼、阁、花草、假山，融人文、自然景观于一体。许多民居的门窗漏花屋架的起伏作流线形，翘角伸出宅外，状似马鞍，俗称马鞍墙。墙只作外围，起承重作用全在于柱。一般是两侧对称，墙头和翅角皆泥塑彩绘，形成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的墙头风貌。宅院有一进或多进，每进都有大厅、后厅、正房、后房、左右披榭、前后天井。天井是福州传统民居的又一特色。它由厅、榭的敞廊围绕构成矩形空间，为宅内交通枢纽，并使宅院日照充足，空气流畅，排水便利。室内的门、窗也与其他地方不同，既多且大。窗以双层通长排窗为多，底层为固定式，上层为撑开式或双开式。正房的主门朝大厅敞廊，多为4开式，门上雕有丰富的图案花饰，以增添大厅的气派。
三坊七巷图“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三坊七巷人杰地灵，出将入相的所在，历代众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从这里走向辉煌，有的坊名、巷名就可看出当年的风姿和荣耀。
在首届“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区评选”中，我国目前在都市中心保留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街区———福州市三坊七巷，以高票获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区”。
200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福州三坊七巷”在福州南后街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
衣锦坊
衣锦坊衣锦坊是三坊的第一坊，旧名通潮巷。据清《榕城考古略》记载：宋朝的“陆蕴、陆藻兄弟典乡郡居此，名禄锦，后王益祥致江东提刑任，更名衣锦。”宋时称“禄锦”，明朝更为“衣锦”，其实都是说坊内有人在外出仕做大官，现在衣锦还乡，荣耀乡里，所以坊名也改过去称“通潮”，则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水网地区，西湖、南湖的潮水可以通到这个坊巷的沟渠里去。
坊中16号为清嘉庆进士郑鹏程居宅，其中的衣锦坊水榭戏台最具特色。这是一个木构单层平台，四柱单开间，下建清水池塘，中隔天井，正面为阁楼。于此观看戏剧演出，水清、风清、音清，具有声学原理和美学价值，是福州市目前唯一现存的水榭戏台。
文儒坊
三坊中的第二坊为文儒坊。文儒坊这个名字宋时就有了。据《榕城考古略》载，此巷“初名儒林，以宋祭酒郑穆居此，改今名”。郑穆任国监祭酒，是国家最高学府的重要官员，从三品的官附。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清代名将福建提督、台湾总兵甘国宝也居住在这里。清代饮誉全国的“民进士”之家（五代都中进士）陈承裘故居也在坊内。陈承裘的长子就是清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清代的著名诗人、《石遗室诗话》作者陈衍的故居也在坊内，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内有光华阁是为入室弟子课业的地主。陈寓隔壁是现代著名法学家柯凌汉教授的住宅，这条坊就因历代文儒辈出而闻名。
光禄坊
光禄坊是“三坊”中的第三坊。光禄坊 原名玉尺山，又名闽山，是福州“三山藏”之一。历史上，光禄坊内有一座法祥院，俗称“闽山保福寺”(在今光禄坊公园内)。当时曾任过光禄卿的福州郡守程师孟时常到此吟诗游览，僧人就刻了“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上。为了感谢僧人，他吟了一首诗：“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光禄坊的名字就从此而来的。
光禄坊也是名人聚居的地方。明末有万历间举人、画家林有台，提学孙昌裔，以及学政许豸，其子许友、许宾，孙许遇，曾孙许鼎、许均，玄孙许良臣、许荩臣，都是诗人、书画家。清康熙年间有林侗、林佶兄弟。林侗是考古学家，著有《来斋选古》、《来斋金石考》等。林佶精诗文，著有《朴学斋诗文集》，又善书法，他手写的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抄》、《古夫于亭杂录》、《午亭文编》非常有名，被称为“林佶四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诗人、著名藏砚家黄任，琉球国册封使齐鲲、同榜兄弟两进士——刘齐衢和刘齐衔、博物学家郭柏苍、近代小说翻译家林纾、著名作家郁达夫等等。还出过不少才女，如黄任之女黄淑宨和黄淑畹，齐鲲之女齐祥棣，郭柏苍之女郭拾珠姐妹，她们或精书画，或工诗文。
光禄坊名胜以光禄吟台最为有名，擅池、台、亭、石、花、木之胜，以及宋至清摩崖题刻多处，1961年被列入福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光禄吟台西荔枝树下，原有石刻“鹤磴”，是纪念林则徐晚年放鹤处。还有清代大木构造、宽敞明亮的刘家大院（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末古朴木构房的黄任故居，高墙窄道的早题巷，明代石板铺设的老佛亭桥，都保存了明清建筑的特色。
因原来光禄坊旁的房屋都比较老旧，目前该地正在进行整体大修工作，预计2010年国庆节前全部完工。
杨桥巷
杨桥巷是七巷中最北面的一条巷。杨桥巷古名登俊坊，因西能通杨桥而改名。民国时因城市建设需要，已被扩建为马路，所以后来便更名为“杨桥路”。在杨桥路与南后街交叉处的林姓大宅，是林觉民烈士生前的住处，这一烈士故居，后来卖给作家冰心的祖父谢銮恩。冰心小时候在这里居住过，《我的故乡》中，亦对故居有生动的描述。巷道扩大为道路后，林觉民烈士和女作家冰心的故居(可参见词条“福州冰心故居”），有相当部份被保存下来。
杨桥巷（南）有座“双抛桥”，规模不大但传奇多。一是此桥所处内河沟道，是东西两水“合潮”的地方，“万里潮来一呼吸”的内河奇观，在此感受得最为真切。二是双抛桥边两岸相向而长的一对榕树，在空中竟枝叶连理，相拥成阴，于是就有个青年男女殉爱的凄美故事，传之久远，以至后人已说不清先有爱后有树、先有树后有桥，还是相反。近闻有海外作家将之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绝唱相提并论，更添了几分悲情。不过，由于河道改造和城市建设的缘故，双抛桥已经由“桥”慢慢变成了一座街边的“亭”，成为路人歇脚品茶的场所。
郎官巷
郎官巷，在杨桥巷南，南后街的东侧，巷的东头通福州市内闹区八一七北路东街口。 郎官巷也是宋代就有的坊埠。据清《榕城考古略》载：宋刘涛居此，子孙数世皆为郎官，故名。宋代诗人陈烈原籍长乐，迁居福州时也住在郎官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故居也坐落在巷内。郎官巷西头巷口立有牌坊，坊柱上有副对联：“译著辉煌，今日犹传严复宅；门庭鼎盛，后人远溯刘涛居。”
塔巷
塔巷，在郎官巷之南，东能八一七北路闹市区，西能南后街。据《榕城考古略》载：“旧名修文，宋知县陈肃改名兴文，后改文兴。今呼塔巷，以闽国时建育王塔院于此也。”此大塔位于巷北，并有塔院看管，被视为福州文运兴盛的象征。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塔还在，以后未见记载。清代在巷内砌造半片的小塔，作为古迹纪念。50年代，小塔移置巷口坊门之上。 塔巷旧有旌孝坊，为明代孝子高惟一立，流传有一首赞誉他诗曰：“三年流水如君少，一片天然孝子心。昨夜三山明月照，不知甘露洒幽人。”至今仍传为美谈。
黄巷
黄巷在塔巷之南。隔着南后街，与衣锦坊东西相联。据志载，晋永嘉年间（307-312的）中原黄姓人家避乱入闽，落户在此，故称黄巷。到了唐朝末年，崇文官校书郎黄璞退隐归居这里。黄巢军入福州，因闻黄璞的大名，命令兵士夜过黄巷"灭烛而过"，勿扰其家，从此黄巷名声大振。。巷内历代多住儒林学士人文荟萃，成为文化名人和社会名流的集居地。清代知府林文英、榜眼林枝春、巡抚李馥、楹联大师梁章钜、进士陈寿棋、赵新等，都曾居巷内。曾一度改名新美坊，后称新美里。巷内有一“唐黄璞居”石碥，50年代初期还有人见过。 黄巷中有一庭院名曰“小黄楼”，属于文物保护单位。
安民巷
安民巷位于黄巷之南，隔着南后街与文儒坊相对，安民巷旧名“锡类坊”，它改名“安民”，与黄巢入闽有关。据《福州地方志》载：“因唐代农民起义军黄巢入闽时，到此巷即出示安民，故名。” 旧有锡类坊，以宋刘藻以孝闻，后太宰余深居此改曰：“元台育德”。历史上巷内人家多为社会贤达。元行省都事贾讷居之。巷西侧民居旧宅仍保留匀称格局和古朴风韵。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驻闽办事处设在其间。今此老宅列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宫巷
宫巷宫巷在安民巷之南，东西两端分别一八一七北路和南后街相接。据清《榕场面考古略》载：“旧名仙居，以中有紫极宫得名。后崔、李二姓贵显，更名聚英达，明得改英达。”
宫巷里的豪门住宅结构精巧，单是室内的木雕石刻构件就今人叹为观止。如漏花窗户采用缕空精雕，榫接而成，而且通过木格骨骼的各种精心编排构成了丰富的图案装饰。在木穿斗、插斗、童柱、月梁等部件上常饰以重点雕刻。各种精巧生动的石刻在柱础、台阶、门框、花座、柱杆上随处可见。可以说是福州古建筑艺术集大成者。
吉庇巷
吉庇巷，福州三坊七巷之一，俗称“吉避巷”。宋郑性之中状元衣锦还乡时，巷中居民因凌辱过他而赶紧回避，遂称“急避巷”。明代以谐音改名为“吉庇巷”，取吉祥如意。
福州著名的“安泰楼”酒楼也就位于吉庇巷口。
南后街
福州三坊七巷不仅仅是三条“坊”和七条“巷”，还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南后街。
三坊七巷之南后街福州南后街西起杨桥路口，南至吉庇路达澳门桥，全长1000米左右，是福州城内“三坊七巷”的中轴。它的东侧有七巷，西侧有三坊，是从福州三坊七巷兴起至民国期间主要的商业街，由北到南路面商贾云集。
这里柴米油盐、日常生活所需三十六店（各行各业）一应俱全。还有专为文化人服务的刻书坊、旧书摊、裱褙店，以及元宵、中秋两节的灯市。“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清末举人王国瑞这道诗中将南后街比为北京正阳门外琉璃厂，体现南后街以前的文化风貌。明、清时期的南后街依旧是“粉墙黛瓦石板路”、两旁铺面林立的热闹街市。至民国时，将路面拓宽，改成柏油马路。
南后街是三坊七巷的中轴， 翻修后的南后街将充满古色古香韵味，路面的宽度将达到12米，包括中间宽7米的步行街和两侧各2～2.5米的路侧带。起于杨桥路、止于吉庇路的南后街全长只有634米，定位上，它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休闲文化商业街。
历史上的南后街曾聚集了花灯、裱褙、书坊等许多福州传统工艺行业。有关人士说，根据相关规划，南后街的定位是传统文化商业街，初步打算根据老字号的经营现状选择一部分予以恢复，如“米家船”裱褙店、“聚成堂”书坊、花灯等百年老字号，市民喜爱的传统灯市也初步打算每年定期举办。此外，有关部门还有意邀请寿山石刻、脱胎漆器、软木画等福州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在南后街设置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店，以增加传统商业氛围。
现在，在南后街的经营商业业态规划上，出现了酒吧咖啡、顶尖奢侈品等“新面孔”。这些新面孔的出现，将给传统的南后街注入现代化的因素。
南后街沿街保护性修复工程于2009年1月全面完成，目前已经开街，再现其“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的历史风貌。
[编辑本段]建筑特色
习惯上讲，我们都先说三坊后讲七巷，其实，从建筑位置来分析应该是先有七巷后有三坊。唐代的先民们先是沿着城市的轴线--南街，建起了一组排列工整的"新村"。然后，再隔一条南后街，向西发展，建起一组坊巷，成为以南后街为中心轴线的"非"字形结构的街区。经过千百年的风雨变迁，大多于宋代定下坊巷之名，于明清时代形成今天建筑格局，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
从建筑空间的处理来看，三坊七巷在中轴线上的主厅堂，比北方的厅堂明显高、大、宽，与其他廊、榭等建筑形成高低错落，活泼而又极富变化的空间格局。厅堂一般是开敞式的，与天井融为一体。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使厅堂显得高大、宽敞、开放，一般在廊轩的处理上着力，承檐的檩木，或再加一根协助承檐的檩木，都特意采用粗大的而长的优质硬木材，并用减柱造的办法，使的厅堂前无任何障碍，这在北方建筑及其他南方建筑中，都极少见到。例如宫巷林聪彝故居之轿厅以及祠庙的戏台，均是如此处理。这是福州古建筑的重要特色之一。
三坊七巷除了在布局结构上与众不同之外，在围墙、雕饰、门面上都很有特色。
马鞍墙
三坊七巷民宅沿袭唐末分段筑墙传统，都有高、厚砖或土筑的围墙。墙体随着木屋架的起伏做流线型，翘角伸出宅外，状似马鞍，俗称马鞍墙。墙只作外围，起承重作用全在于柱。江南建筑中，绝大多数是成90度角的直线构成的阶梯形的山墙，福州仅个别建筑有，包括福建的闽北、闽南、闽东也有存在，惟独福州三坊七巷民居的马鞍墙是曲线形的马鞍墙。一般是两侧对称，墙头和翘角皆泥塑彩绘，形成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的墙头风貌。
雕饰
三坊七巷在建筑装饰方面最有特色的要数对门窗扇的雕饰。普通居民梁柱多不加修饰，简洁朴实，而在门窗扇雕饰上则煞费苦心。其窗棂制作之精致，镶嵌的木雕之华美，是其他省份居民难以企及的。窗饰的类型特别丰富，有卡榫式图案漏花，有纯木雕式窗扇，也有两者相间使用。可以说是江南艺术的集大成者。在卡榫式漏花中，工匠通过精心编排，构成不同的装饰效果，有直线型、曲线型、混合型--直线型疏密有致，曲线型富有动感，混合型变化多端，且各有吉祥寓意。在木雕式窗扇中，有透雕，有浮雕，题材有飞禽走兽，人物花卉，整个窗扇雕饰有对称式有不对称式。如文儒坊尤恒盛的明代古宅，在二进厢房的门窗隔扇上，透雕了较复杂的瓶花图案，花瓶寓意住居平安。涤环板上是浅浮雕的花开富贵.这些用卡榫斗拼或木材镂空精雕而成的花窗雕饰,充分显示了福建民间工匠的高超技艺。
建筑门
三坊七巷建筑门的处理也极具特色，约有四种。一种是在前院墙正中，由石框构成的与墙同一平面的矩形师门，另一种则是两侧马鞍墙延伸作飞起的牌堵，马鞍墙夹着两面坡的屋盖形成较大的楼，像沈葆桢故居、陈承裘故居、林聪彝故居都是这种门楼。
[编辑本段]《三坊七巷宣言》
《三坊七巷宣言》是在2009年7月20日在福州举办的“老城保护与整治———三坊七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宣言就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如下共识和行动倡议：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一个城市，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每个城市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不仅注重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注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重视建立民众与文化遗产间的情感联系，应建立、积极、合理、有效的途径，使文化遗产为民众所关注与分享，使文化遗产真正为社会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
文化遗产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而深刻长远的，是不可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遗产的丧失是无法补偿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每个城市都有她应保护的“紫禁城”。
[编辑本段]主题展馆
用于展示三坊七巷文化价值的博物馆拟选地址现已基本确定，将开辟8个博物馆和3个展示区：
1.三坊七巷历史人物博物馆，拟选址刘家大院。理由是刘家大院是福州乃至全国领先的城市公共事业的先驱，又临近光禄坊，是三坊七巷的“客厅”。
2.福州当代艺术中心，拟选址蓝建枢故居。理由这里紧贴光禄坊公园，对带动人流，提高知名度，方便参观都极为有利。 3.当代漆艺博物馆，拟选址南后街中心地段的叶氏民居。理由是这里是福州百年老店与老行当和现代生活嫁接的中转平台。 4.福州民俗展示与演艺中心，拟选址郭柏荫故居。 5.戏剧戏曲演艺中心，拟选址水榭戏台。 6.茶文化世术馆和国宾级接待中心，拟选址林聪彝故居。 7.明清家具民俗博物馆，拟选址二梅书屋。 8.楹联博物馆拟选址梁章钜故居（梁章钜是福州先贤楹联学鼻祖）。 拟开辟的3个展示区为：“一个专项展示区”，即“七巷”中自郎官巷至黄巷之间的展示区，主要展示闽台亲缘关系；“第一综合展示区”为黄巷至吉庇路之间的展示区，主要展示林氏价值的各种文化和船政文化；“第二综合展示区”即“三坊”中各展示点有机结合形成的展示区，主要展示文人墨客的相关文化。 此外，三坊七巷还将借助“一水一节点两街两片区”的结构，构建不同功能区。其中“一水”即安泰河的滨水休闲风情带。“一节点”规划是拟将光禄坊的“光禄吟台”作为三坊七巷南节点。“两街”为南后街传统特色商业带和南街商业更新发展带，“两片区”规划是结合北入口，将郎官巷、塔巷及水榭戏台部分作为旅游集中展示区。宫巷—安民巷有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保护建筑，将作为博物馆建筑集中区；文儒坊南北段两侧作为会馆会所片区，以创意和休闲为主。
[编辑本段]坊巷名人
近代以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如虎门销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 、 “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等等，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从三坊七巷中走出的人物都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时代推手的角色。
林则徐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1785—1850）是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杰出政治家，又是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西方文明成果采取积极的了解和吸收并为我所用的态度，故能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三坊七巷旁的澳门路有林则徐祠堂。
沈葆桢：中国“船政之父”。沈葆桢（1820—1879）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被推向前台。他担任福建船政大臣，负责造船、练兵和人才培养，为组建福建水师、南洋水师而努力，成为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先驱，我国近代教育和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将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
曾宗彦(1850—1972）：近代“陆军之父”。曾宗彦居于安民巷。他甫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便于1898年5月，上书光绪皇帝《时艰孔迫，宜用洋操克期练军陆军折》。他主张：“为今之计，莫若先尽各省已有之饷，练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即以新法精练陆军。并提出必须“整顿军队，各省陆军一律政习洋操，尤以东三省为急”。光绪皇帝十分重视，立即下谕：“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着。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曾宗彦的奏折，引发清廷兵制改革，所以有人称其为“近代陆军之父”。
冰心（1900—1999），人称“世纪老人”，福建长乐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冰心 。“一片冰心在玉壶”。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作家，儿童文学家，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小孩，把小孩看做“最神圣的人”，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在南后街与杨桥巷交界处有她的故居，在她的散文名篇《我的故乡》中，留下了对故居情真意切的描述：“我记得在我11岁那年(1911年)，从山东 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是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学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6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就成了我的乐园……”
林旭（1875—1893）：“戊戌六君子”之一。少年即颖绝秀出，为特达奇才。他追随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历时百日，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杀害，年仅24岁，其英名永载史册。
林长民（1876—1925）：“五四”运动引发者。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与《国民公报》上出现《外交警报告国民》的文章，作者林长民惊呼：“山东亡矣，国将不国，愿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言辞恳切而沉痛。事情缘于1918年的巴黎和会：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外交总长陆征祥奉命出使巴黎和会，总统徐世昌特设外交委员会，聘林长民为委员会主任兼事务主任。日本与英法三国秘密约定，战后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既得侵略权益；并同曹汝霖约定，由日本出资建设“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林长民知后气愤难平，决定向国人披露此等外交黑幕与卖国行径，遂于1919年5月2日发表文章，并由蔡元培校长告知北大学生及北京各高校学生。一石激起千层浪，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群情激昂地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陈矩孙（1913—1987）：“一二·九”运动组织者。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书记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之后波及全国各地。北平燕京大学学生陈矩孙时年22岁，参与组织了这次大游行。在游行的前一个晚上，是他将参与游行的大部分学生匿藏在钓鱼台。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他以学联干部的身份做了大量思想动员工作，将燕京大学的革命学生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
王冷斋（1891—1960）：“七七事变”见证者。王冷斋，家住福州黄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在日军攻击宛平城前，他转移民众，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变中，王冷斋调动城内警察积极配合驻军，坚决反击敌人，保住了城池。他还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公众说明日军主动攻击卢沟桥的情形。自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王冷斋作为“七七事变”的重要见证者出席审判日本战犯法庭，被称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王牌证人”。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编辑本段]传统小吃
同利肉燕老铺三坊七巷特色菜：
牛滑·红糟醉香鸡 ·鸡茸鱼唇 ·荔枝肉 ·太平燕 ·佛跳墙 ·白炒鲜竹蛏 ·鸡汤氽海蚌 ·香露河鳗 ·一品蟹抱蛋 ·春卷 ·葱肉饼 ·光饼· 虾干肉饼·蛎饼 ·七星鱼丸 ·燕皮（燕丝） ·芋泥 ·锅边（糊） ·线面
采用镂空精雕，榫接而成，以及丰富的图案雕饰，精巧的石刻柱础、台阶、门框、花座、柱杆随处可见，集中体现了福州古城的民居技艺和特色，被建筑界誉为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民宅沿袭唐末分段筑墙传统，都有高、厚砖或土筑的围墙。墙体随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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