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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本篇文章百科互动给大家谈谈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1、货币宽松的后果是什么?

本篇文章百科互动给大家谈谈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货币宽松的后果是什么?

宽松货币政策总的来说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比如直接发行货币,在公开市辩改场上买债券,降低准备金率慧罩和贷款利率等, 货币量多了需要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就更容易贷到款,一般能使经济更快发展,是促进繁荣或者是前灶闹抵抗衰退的措施,比如中央放出的大量信贷就是宽松货币政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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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2008年至今,“恢复经济”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所处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迅速掉头,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到了2010年,央行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条件从反危机状态向常态水平回归。2011年,由于前两年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已经积聚了较大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自2011年始,央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2012年始,央行决定自2012年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此次降息意味着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已经打开。

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定性分析—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经济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央行主要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存款准备率和货币结构比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继而影响消费和投资,最终对经济产生作用。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央行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方向,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扩大货币供应量,对于遏制经济下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运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利率政策调节基准利率。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金融好祥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以扩大货币供给量,拉动经济增长。2011年始,鉴于前两年过快过多的扩大货币供应量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国人民银行6次(1月至6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2月至7月)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2、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节银行体系的流动性。2008年9月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央行票据的发行量由第三季度的9 810亿元下降为第四季度的3710亿元;并且暂停发行3年期央行票滚庆据,调减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适合增加短期正回购品种,保证流动性供应。

3、运用再贴现政策调节信贷结构。一是增大贴现额346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三农”信贷投放和中小企业融资;二是两次下调贴现率共2.52个百大袜握分点,支持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大票据融资。

总的来说,央行通过运用“三大法宝”,多管齐下,既从总量上调节流动性又从结构上调节信贷方向,对于经济产生了积极的调控作用。

定量分析—建立M2和GD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建模思路

本文试图建立M2与GDP之间的计量回归模型,通过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论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1)选择变量。本文的模型是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ln (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货币和准货币的自然对数值ln(M2)作为解释变量,以此来分析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软件中用ly代表ln(GDP),用lm代表ln(M2)。

(2)数据来源。本文的原始数据M2和GDP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1990—2010。模型中的变量是通过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值获得的。

2、数据分析

(1)考虑因变量与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绘出ly和lm的散点图(图1),可知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图1 ly-lm散点图

考虑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对ly和lm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可知ly,lm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则由这一组变量构造的模型不是“伪回归”。

3、建立模型

(1)根据经济理论构造模型

其中ly代表对国内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a, b代表线性回归系数,lm代表对货币供应取自然对数,�%e(1)为回归残差,以此模型来分析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

(2)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

Ly = 2.2267 + 0.789lm

(14.426) (60.282)

R2=0.9948, R2==0.9945 F=3633.925 S.E=0.066090 DW=0.51

(3)模型检验

lm的符号为正,体现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总产出的促进作用,符合经济理论。

由R2==0.9948,R2==0.9945可知样本回归线对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高;当显著性水平a=0.05时,F统计值为3633.925,远远大于临界值F(1,19)=4.38,方程总体显著性好;a和b的t检验值均大于t0.025(19)=2.093,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性;此时DW∈(0,dl)dl=1.22范围内,猜测随机误差项存在自相关。

1)异方差检验

运用white检验,由WT=TR2==2.97778小于临界值X20.05(1)=3.84,可知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结果如表2。

表2 white检验结果

2)自相关检验

运用LM检验滞后期为2时,LM=TR2==13.059大于X20.05(2)=5.99,拒绝原假设。可知该模型存在二阶自相关。(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LM检验结果

3)自相关修正

运用Cochrene-Qractt二阶段迭代法,求出�%j1=1.0467,μj2=-0.3679

et=1.0467et-1-0.3679et-2+vt

令ly1=ly-1.0467ly(-1)+0.3679ly(-2),

lm1=lm-1.0467lm(-1)+0.3679lm(-2),

建立新的模型,运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回归结果为

Ly1=0.7540+0.78Lm1

(5.828)(23.550)

R2=0.9703 R2=0.9685 F=554.6237 S.E=0.042144 DW=1.9314

修正后的DW值显著提高可知模型的自相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修正后的模型解释变量的符号和大小符合经济理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4)结论

修正后的回归结果ln(GDP)=0.7540+0.78ln(M2),表明货币供应量(M2)每增长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0.7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能够较大程度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综上所述,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这与现实中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同方向变化是相符的。

当前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建议

虽然2009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初级阶段,我国不会爆发通货膨胀,但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从2010年—2011年数据来看,过快过多地放松银根对于未来币值的稳定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央行已经调整通胀预期并于2011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货币政策从紧力度过大,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过快,有出现经济滞胀的风险。虽然我国已经慢慢地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但是经济复苏之路才刚刚起步。目前的经济形势只能说是暂时性稳定还有着相当的脆弱性,再者当前我国出口总量大幅下降,外贸摩擦不断,外需面临大量萎缩的局面。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不能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必须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减少挤出效应来延续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速度,央行制定当期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侧重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在央行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增加信贷投放。2009年以来金融机构的大量信贷已经“偏离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益的驱动导致金融机构盲目地扩大信贷规模,导致不良贷款的激增,最终可能会酿成流动性困境。因此,央行应当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流向和流量,防止金融机构过度放贷。

第二,防范通货膨胀预期。经济企稳回升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会不断增加,而2012年一季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大了流动性释放的幅度。过度的货币发行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胀,因此央行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预期通货膨胀的发生,保持币值稳定。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第1张

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市场利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会发生小幅度下降。

1.经济低迷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刺激消费,让货币流动起来,这样才能够产生价值,市场上不缺资金,利率自然比较低;

2.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企业借钱相对比较容易,国家也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宽松的政策本来就意味着低利率;

3.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造成通货膨胀,从而推动物价上涨,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国家对经济进行宏升禅观调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经济能够平稳发展,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非常好的策略。这样可以刺激老百姓消费,让市场上的钱流动起来,只要钱能够流动起来就会产生价值,同时市场利率会出现小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市场货币比较充足,没有人缺钱,利率自然不会增加。

一、经济低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

不同时期,国家使用的宏观调控手段不一样,经济低迷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滞涨状态,如果经济陷入滞涨基本上就意味着大萧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经济低迷的时候都会使用货币宽松政策,这样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市场货币比较充足,利率自然会出现小幅度下降。

二、宽松的货币政策本好态身也意味着低利率

大家要明白,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身也意味着融资更容易,利率更低,国家也鼓励企业贷款发展,这样能够很好地刺激生产,从而带动整个消费产业链,低利率也能够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减轻企业负担。

三、宽松吵袜尘的货币政策容易造成通货膨胀

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把握好一个度,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那么会造成通货膨胀,从而推动物价上涨,增加老百姓生活成本,这个时候国家调控的手段就是加息,或者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自然就会上升。

如何知道货币和信用的紧与宽?

多看我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观点

从时间的视角来看。

货币政策只看某时点并不好判断,需要有对照,所以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放宽松了,疫情前和疫情后货币政策一对比,很明显的现在宽松。

再比如我们看美国。美国在疫情前有过加息操作,那时候货币政策就在慢慢收紧,但美国经济立刻恶化,于是又降息,即货币政策又宽松了。那么在看现在的美国货币政策,很轻松的就能判断其货币政策无比的宽松。

看利率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利率高,说明市场上缺钱,要用高利率才能拿到资金。这时候政策就是偏紧。

利率低,说明市场上不缺钱,资金的成本就低,这时候政策就是偏松。

比如从2018年到现在,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产品的收益率从4.4%,降到了1.4%。说明一路在偏宽松。

而且通过利率走势,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

下面是余额宝的收益率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2018年是明显下滑,当时是因为或橘中美贸易摩擦,货币政策适当宽松,帮扶实体经济。2020年又一波明下降,因为新冠疫情冲击,货币政策适当宽松,给企业提供资金,帮他们渡过难关。

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当前国家采取的是宽货币,紧信用的政策。

宽货币是说宽松基础货币M1的投放,基础货币是由央行发行的,不直接产生 社会 负债的货币。这里对叠加一个概念,数字货币,我们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2020年会推出,这个并不是比特币等区块链产品,而是一种电子现金,起到的作用跟现金一样。

平时我们从银行存款中取出现金就意味着银行存款降低,流通现金增加,如果是银行存款(刷卡消费),就意味着我们个人资金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流转,始终在银行体系循环。但是如果变成现金消费,就意味着脱离了银行账户,每个人持有的现金最终都是由中央银行负责。

紧信用就是去杠杆。2019年我们的社融增加有限,而且社融的结构在调整,间接融资变直接融资趋势很明显,信托贷款占比逐渐降低,人民币贷款虽然一直再增加,但是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增加比例更大。2020年,间接融资比例会进一步压缩,具体表衫老团现应该是不断压缩杠杆,部分企业如果不能低息拿到融资,会选择让渡股份,做大资本市场。在这个前提下,资质好的央企和行业龙头获取信贷的成本会更低,反过来能提升行业集中度,未来三年存量竞争,集中度提升将会在各个行业的股票市场上给予投资机会。

货币政策传导可以分为五大渠道,分别为信贷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以及预期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分狭义及广义 ,前者强调货币供给,即央行通过调控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改变银行贷款能力,后者强调货币需求,即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带来总产出变化。 “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强调心理预期因素,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影含蚂响企业资产重置活动以及居民消费意愿。 “汇率传导渠道” ,核心是一国利率变化通过利率平价影响本币汇率,进而通过净出口影响产出。 “预期传导渠道” ,指央行通过市场沟通增强公众信任度,稳定预期,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效果。 从重要性来看,五大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为主,分别对应货币政策的数量型调控及价格型调控,而资产价格、汇率以及预期传导渠道则更加偏重与其他渠道发生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产出。

金融危机后至2018年,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经济下行期,均对应货币政策宽松周期,但宽货币到宽信用再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却逐步减弱,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困难。 第一轮为2007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第二轮为2011年二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第三轮为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 总结三轮宽货币到宽信用周期:一是货币政策的反应越来越及时 ,从经济开始下行到宽货币政策出台的时滞在逐渐缩短,三轮时滞分别为5个季度、3个季度、2个季度。 二是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时滞逐渐拉长 ,第一轮和第二轮宽货币都几乎同步传导至宽信用,而第三轮传导的时滞为2个季度。 三是宽信用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速度逐渐变慢 ,三轮时滞分别为2个季度、3个季度、5个季度。

通过计算三轮宽货币周期中,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发现:

1)信贷渠道与经济增长整体相关性最高,但传导效率逐步下降。 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宽信用传导高度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有效性的下降,是导致宽货币难以传导至宽信用的主因。

2)利率渠道有效性低于信贷渠道,但重要性与日俱增。 受益于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短期政策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效率日益提升。

3)资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低于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但有明显改善趋势。 我国资本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已成为企业融资和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渠道,对于投资及消费的影响力日益显著。

4)汇率渠道传导效率较低,但逐步改善。

5)预期渠道影响力不断提升。

2018年以来,我国进入第四轮货币宽松周期,但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未显著下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成为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具体来看:

1)信贷渠道总量传导通畅,但存在结构性失衡。 信贷需求方面,过去作为加杠杆主体的基建及房地产行业杠杆上行空间有限,民营小微企业抵押品少,难以获得银行融资王小路:警惕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供给方面,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及资本补充压力均较大,放贷意愿不足。

2)利率市场化仍未完成 ,政策利率对银行间市场利率、交易所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及非标利率传导效率依次递减,官定基准利率的存在,导致利率调控难以实质影响与企业融资最为相关的贷款利率。

3)资产价格渠道传导动力不足 ,一方面房价受金融周期及房地产调控制约,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制度建设仍有待完善,且在实体经济盈利暂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正强化效应。

4)汇率渠道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出口不确定性。

5)预期渠道基本通畅 ,市场信任度较高。央行不断提高与市场沟通的频率及深度,对于市场预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从当前五大货币政策渠道的传导情况来看,信贷渠道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当前我国信贷渠道传导面临两大阻碍,一是我国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二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1)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信贷渠道疏通难度加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日欧均在金融周期下半场遭遇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难题。 我们对三大经济体分别选取了一段金融周期下行期,美国为2007年至2013年,日本为1990年至2006年,欧元区为2008年至2015年。 从共性来看,在金融周期下半场,三个案例中信贷渠道传导均受阻,各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均不同程度增加了数量型政策工具。从个性来看,美国复苏最为成功,而日本陷入“债务—通缩”循环,欧元区复苏缓慢、效果不佳,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对信贷渠道的修复效果不同。日本及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力度和反应速度均不足,量宽政策推出迟缓。

信贷供给方面,未及时救助金融机构,银行不良率快速攀升,风险偏好降低。信贷需求方面,除政府部门加杠杆外,居民和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缓慢,债务负担过重,收入增长前景低迷造成偿债能力不足,迟迟难以再度加杠杆。 而美联储应对危机反应迅速,15 个月内迅速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25%,且三轮量宽政策陆续推出。 信贷供给方面,美联储直接购买金融机构风险资产,转移不良债权,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出清。信贷需求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大幅加杠杆,对冲企业及居民部门去杠杆冲击,随着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去杠杆充分,企业部门再度实现加杠杆,经济稳步复苏。此外,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使得利率传导渠道也能较快传导至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利率+信贷”渠道联动。

2016年以来,我国金融周期从顶部开始下行,资产价格整体承压,信用扩张动力不足,一方面不良资产压力加大,同时金融监管趋严,中小银行经营承压,利润增速下滑,资本补充难度提升,信贷渠道受损,放贷意愿较弱,另一方面,企业及居民资产负债表有所恶化,信贷需求降低,信贷渠道传导的难度确实较大,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

2)金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在金融供给侧方面,我国当前还存在金融供给难以匹配金融需求、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经济结构的问题。首先从总量上来看 ,我国宏观杠杆率处于高位,尤其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杠杆过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 其次从结构上来看 ,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且发展不充分;间接融资中以银行为主,其他金融中介占比较低;银行中以大型银行为主,缺乏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金融结构下,我国金融供给具有风险偏好低、重抵押物、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有效支持了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消费、创新、中小企业成为主要驱动力,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等特点,金融需求变化后,金融供给转变缓慢,滞后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亟待进行系统性金融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定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部分实体领域融资困难,货币政策应该从数量型调控向“数量和价格并重、逐步推动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到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从我国以及国际经验来看,以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机制和以利率为主的传导机制对于经济有着全然不同的影响。 以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路径 在发展中经济体大都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重要部门,政策效果立竿见影。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演化,信贷渠道弊端开始显现 :

(1)对实体经济传导方面 ,易成为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恶化实体经济固有问题,大量的金融资源集聚造成人才资源倾斜,研发密集型及创新型产业生产率受到拖累,经济结构及韧性受到深远影响;

(2)对利率渠道联动方面 ,由于信贷渠道仅能调控货币供给,难以控制货币需求,造成利率波动加剧,抑制实体经济投资及消费需求;

(3)对资产价格渠道联动方面 ,由于广义信贷渠道与房地产价格息息相关,两者传导叠加易形成倍数效应,滋生房地产价格泡沫;

(4)中介目标有效性方面 ,由于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实体经济相关性均不断下降,难以形成有效调控。

而以利率为主的传导路径能够有效增强市场化资源配置,弥补信贷渠道不足,传导机制更加灵活 , 具体来看:

(1)对实体经济传导方面 ,实践经验显示,利率渠道的传导有助于延长经济复苏时间,一方面由于利率渠道对于其他渠道的联动效应更加明显,兼顾内需及外需,另一方面利率渠道对于实体经济的传导具有普惠效应,更有利于支持新兴产业增长,缓解结构性问题,适合转轨经济体转向高质量发展诉求;

(2)对资产价格渠道联动方面 ,与信贷渠道传导相比,利率渠道更有利于股票市场,一是在估值层面提升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价值,二是在基本面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成熟的股票市场更符合新兴产业融资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3)对汇率渠道联动方面 ,短期的低利率带动本币贬值,可通过刺激出口提升经济恢复动力; (4)中介目标有效性方面 ,价格型中介指标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均较好,可以随时观测,及时评估货币政策效果,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 而利率渠道同样存在局限,主要体现在难以有效调控信贷渠道传导 :在经济过热时,利率渠道的传导难以管控信用投放,连续加息的滞后效应又易戳破资产泡沫,在经济萧条时,单一的利率调控难以修复信用,延缓经济复苏。 所以在金融周期下半场,仍需搭配数量型货币政策修复信贷渠道,并且要从信贷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动力已经具备,然而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条件仍有待成熟 :

(1)首先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金融产品发展深度相对不足,金融市场利率传导存在摩擦和障碍,短期向长期利率传导不畅;

(2)其次 ,当前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贷款及非标市场间利率传导存在割裂;

(3)最后 ,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的重要障碍,造成相关领域对利率变化不敏感,挤占金融资源,民营、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充分的融资支持。 未来在积极疏通利率传导渠道的同时,也要兼顾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拉动经济增长依然较为依赖投资,预算软约束部门依然挤占部分金融资源,金融市场深度及广度不足,利率渠道短期难以实现完全疏通,此外金融开放步伐有所加快,要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因此,未来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仍面临诸多重点和难点,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厘清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隔离政府与企业信用,弱化预算软约束预期,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针对目前金融供给侧结构的问题,未来政策要在以下几方面着重发力:

第一,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有效稳住宏观杠杆率 ,管好货币总闸门,严控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过快增长,巩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

第二,要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 ,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从银行行为出发,完善金融机构正向激励,引导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民企、小微企业和新兴科创企业。

第三,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 ,推动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借力金融 科技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及风险识别能力,改善过去服务中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服务小微及民企客户的收益风险比。

第四,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建立完善的退市机制,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完善债券市场结构,改善金融机构和市场结构,对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进行补充。

第五,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 ,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发挥“鲶鱼效应”,为微观主体注入改革与发展活力。

新闻联播

主要看央行的动作,比如央行的回购与逆回购等。如果是加量投放逆回购,资金面将大概率趋于宽松。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韧性?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图片来源/新华社

■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

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

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第五,中国政府拥帆和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

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

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

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

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稿禅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态敬盯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

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

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

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

“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

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

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

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

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

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

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

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

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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