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百科互动给大家谈谈北京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黄侃:ChatGPT将给高等教育带来三大变革，以及北京市教委国际交流中心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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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公办职业技术学校有哪些？
西安现代职业高中、西安生物医药技术职业学校。
西安耐盯旦工业经济职业学是经西安市教育昌扰局批准的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
学院以"以德育治校，以学生为本，以技能见长，以特色立校"为办学宗旨，实施"中高级技能教育"与"国家学历教育"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
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为特色，下设机电、计算机、通信、工程管理则银等22个高级工、中级工专业，现有各类在校生4300人
名人事迹
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 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 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 五十九岁敬老蠢，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五、再次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 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含饥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 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 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 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 极多，流传极广。 1766年1月22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第郑墨之子鄣田嗣。 画 郑板桥善画竹、兰、石、松、菊等，而以体貌疏朗、风格劲健的兰竹最为著称。他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极工而后能写意”。他提出了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阶段说，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板桥画竹以草书之中坚长撇法运之”，收到了多不乱，少 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板桥所画之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板桥画兰，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之笔，尽写 兰之烂漫天性。板桥画石，骨法用笔，先勾出石的外貌轮廓，有时配以兰竹，极为协调统一。郑板桥的画给当时清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广大知识分亮陪子， 劳动人民视为珍宝，不惜重金争购，广为流传。 郑板桥画扇 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借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
教育小孩子，除了网络问答以外，有没有论坛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学生放飞航模。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这些课不仅让我兴趣盎然，还给我们带来思考。”来自内蒙古的学生帝格倪在疫情期间听了清华附小的老师所开的六年级所有线上直播课后，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大中小学学生不得不长时间居家。“停课不停学”在该背景下应时而生，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随之改变，帝格倪正是居家参加线上课学生中的一员。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渐好，学生重返线下课堂。但是正如相关教育专家所提出的：“经历了疫情期间线上教育的洗礼，单一的线下教育还能满足学生的广泛求知欲吗？学生还能适应老师的单维度教学吗？”
线上教育会回归原点吗？
“希望线上教育能持续下去。”家住山西大同的李田(化名)正读小学三年级，疫情期间一直在听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同上一堂课·直播课堂》，“从来没想过，竟能听到北京那些名师的课”。收获之余，他更希望的是接下来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李田的感受也是不少学生及家长的心声。就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认为，人们期待的，不是单纯地回归线上教育神如，而是寻找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融合的新常态。在他看来，教育线上线下融合不是对线下教育的简单补充，不是把线下教育移到线上，也不是线上线下教育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实现1 1大于2的效应。
日前在浙江宁波举办的首届东钱湖教育论坛上，线上教育会再次回归原点还是抓住机遇升级，也成了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
“大规模在线教育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教学实践。疫情期间，师生、家长对其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大幅度提升，这必将深刻影响教育体制机制。”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提出，应该促进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让技术成为推动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强劲动力。
办学空间不再只是实体空间
相关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影响了教学秩序，但也给未来的雹仿教育方式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东钱湖教育论坛主席龙永图表示，“连接”是游肆启疫情后中国教育的关键词，应当把教育的“德、智、体、美、劳”5个要素连接起来，把学校教育和社会力量连接起来，把中国教育和国际教育的交流合作连接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认为，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教育实践不仅历练了师生，还昭示了未来教育变化的方向。“我们的办学空间不再只是实体空间，而是实体空间跟虚拟空间的结合。”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表示，未来的学习将会打破学科界限以及校内外界限。“科技发展使得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变革，未来教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未来的学校教育、课堂教育、学习过程等都需要重构，比如需要重新确立课堂教学的意义和价值。”
日本教育学会原会长佐藤学说，随着学生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知识，技术支持教育将被更大程度解锁，教育者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义，教育内容也将从书本知识向更加全面的生活技能拓展。
未来学校将被重新定义
“未来的学校会是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是什么样的？老师该如何教……”面对关于未来学校图景的问题，每个关心教育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在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演变成“学习中心”，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而是变成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教师会变成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是人生导师；课程会由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教育培训机构将来可能会成为课程的提供者。
余胜泉认为，未来的教育服务将会是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学校的优质内容可以流转到学校外部；另一方面，学校提供的服务将不只来源于本校，也可以来源于其他学校或者企业，这种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服务空间，将是未来学校发展的方向。
虽然每个人眼中的未来学校图景不同，但希望通过教育“帮助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期望是一致的。正如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杨念鲁所言：“教育的本质，就是助人成长。”
如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掀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要求下，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部署下，《决定》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其背后的深刻内涵与意义何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何屡推难动，难在哪里？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权责如何明晰？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从“管理”向“治理”转变传递何种内涵
过去，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够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怎样理解这一总目标下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怎样理解“治理”二字传递的深刻内涵？
瞿振元：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燃铅改革，要放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去理解。《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既是国家的治理学说，也是我们改革的工作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提“管理”，这一次《决定》突出了“治理”二皮禅好字，而且还强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我认为这是非常先进的理念，可以说是《决定》的最大亮点。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变化的深刻内涵。管理是从上而下、一元单向的。而治理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的目标协调与互动的过程。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的关系也应是平等的、双向的、互动的、协同的。
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袭凯就成了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不仅从高等教育看是这样，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来看，也基本如此。
杨银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下，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创新、教育治理方式创新引领教育发展方式创新。创新教育管理方式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而教育治理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视野，其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并建立完整的治理结构。
问：您能否结合我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具体分析一下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变化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瞿振元：从高等教育来看，无论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都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现实的需求和现实的可能。
在高等教育内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并且是中等程度的大众化阶段。1998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有590多万名在校学生，而现在，我国高等院校已经有2442所，有3000多万名在校学生。过去的校均规模为5000人左右，现在为1万人以上。这些不能只理解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应认识到高等教育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权益的多样化和民主诉求的不断增加。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变化，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高等教育的利益关联者显著增加。过去，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少，很多人都不了解高等教育，觉得它神秘。而今天，读大学是平常的事情，利益关联者显著增加，更多的人能够感受高等教育，也更容易看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能评论高等教育的一个原因。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教育体制与之相适应，当前很多高校的经费来源多元化，筹资集资的数量在增加，有的学校总体经费中，国家拨款不足1/5。受教育者走向社会的渠道即就业通道也进一步变化，市场在就业中起决定作用。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等等。这些都说明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情况和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告诉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管理”的概念下来发展教育事业，显然已经不相适应了。
现实情况要求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转变，推动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过去，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够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还有一点，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来看，我们提到的管办评分离，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管办评分立、分工、互动、协同，根据系统论的理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管办评也无法完全分离。
问：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专门就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行了具体部署，例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特别是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等，都成为亮点。这些举措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银付：《决定》专设一个部分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行部署。实际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要求，就是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就把职能转变作为第一件大事，迄今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这就是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在教育方面，我们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创新、教育治理方式创新引领教育发展方式创新。
曾天山：这就意味着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设了有利的制度大环境，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大环境决定小环境，大气候影响小气候。以往推动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有的无疾而终，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成了“四不像”，就是因为大环境不支持，小环境不配套，局部改革难以推动和持久。这次从综合改革的角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着重改变政府是全能政府的观念，着力改变政府闲不住手的状况，是对政府自身的彻底改革。
我理解的政府管理职能转变有三层意思，一是要分权，理顺政校关系、政事关系、政社关系，政府应当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住，着重方向把握和战略管理。二是要放权，政府要抓大放小，要舍得简政放权，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向中介放权，向社会放权，要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要加快事业单位经营型和公益型分类改革，成为真正的社会专业中介组织，要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三是要监权，善于运用综合政策工具（如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监测、评价、督导）进行引导和问责。这三者关系处理好了，就能打破以往存在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进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难在哪里
政府长期在放权和收权之间纠结，而事权不匹配，权责不统一，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给人的感觉是教育发展多改革少，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问：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改革至今，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弊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重要意义何在？
曾天山：教育行政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自1985年以来不断推进，确实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明晰了中央和地方权责，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行政独大的局面。公办学校办学基本听命于政府，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绝大部分附属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多数评价活动都是政府自己进行或委托直属事业单位开展。这样政府既是办学的主体，又是管理的主体，还是评价的主体，决策、执行、监督一体化，相当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是解说员。这种现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自说自话，缺乏公信力，缺乏说服力，缺乏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难以问责和及时改进，长此以往就陷入僵化固化的泥潭，教育发展失去动力和活力。因此，推进管办评分离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
李希贵：从1985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直在试图突破教育的计划经济色彩，还教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却依然是管得过死、学校活力不足、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基本没有形成。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发力，提出要重点突破的也是“促进管办评分离”，快3年了，应该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办学是学校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学校需要的教师要由人事部门招聘，教师工资要由财政部门发放，教师职称评聘，也要由主管部门来管，学校成了局外人。更有甚者，一些地区连各个学校的学习进度也要按照主管部门统一要求来进行，长期以来，大一统的管理体制让校长无法施展抱负，学校千校一面，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个性化培养无从谈起，这也是长期以来教育备受指责的根本症结所在。
《决定》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只有政府、学校、社会各归其位、依法尽责，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这种“三角形”的体制才能形成相对独立、彼此尊重的关系，才能保障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杨银付：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具全局视野的，就是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因为它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它要求转变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现代公共服务政府教育管理体制，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这一改革必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解放和增强教育活力。
问：有人说，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教改中最难啃也必须啃的硬骨头，怎样理解？为什么1985年就提出放权，但感觉真正的放权很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难在哪里？
曾天山：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教育改革的难点，为什么这么说？我理解，一是因为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教育之复杂，非强有力的政府难以维持运转和持续发展；二是因为我国学校大多数是政府公办的，民办学校历史短暂，公民办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三是因为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独立的中介组织起步晚，公信力不足；四是因为改革者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难以下决心、出狠手，多放事权，少放人事财物权，多放虚权，少放实权。这种状况导致了政府管理“不放权不行，放权也不行”的尴尬局面，长期在放权和收权之间纠结，而事权不匹配，权责不统一，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给人的感觉是教育发展多改革少，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李希贵：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说白一点，其实就是改革到了需要革掉一些部门的“利益之命”的时候，他们手里把握这些权力已经成为习惯，甚至，没有了这些权力，有些部门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有些岗位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改革之艰难，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改革不会自动发生。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与1990年以前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的放权，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给学校，而现在，在许多本来学校应该拥有的权力上，不仅学校没有了决定权，连教育行政部门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大都被人事、财政、发改等部门收去了，所以，在许多方面，教育部门已经无权可放，必须从政府层面认真排查梳理，把真正应该还给学校的权力交出来。
教育体制的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国外教育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体制可借鉴，国内也有成功的实践。2004年，我在潍坊市教育局任局长，潍坊市无论是老师还是校长，长期被行政级别带来的弊端所困，在潍坊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潍坊一次性取消了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了校长职级制管理新机制，涉及930多名有级别的校长、副校长，他们的档案全部从组织人事部门转移到教育部门管理。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党委主要领导的境界、胆识。虽然说“改革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经过实践检验，潍坊的校长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潍坊的中小学校长不用再去参加不相干的会议、活动，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研究办学，依靠出色的办学业绩赢得比以往更多的尊重。改革难不难，关键看谁来推动。
再比如，给学校下放权力，不能靠文件、靠会议，也不能仅靠觉悟，关键是要有落实的措施。如果机制不改，即使换了人，往往也只能管一时。改到深处是制度，要把改革落到实处，还是要从制度的变革起步。
新型关系需要怎样明确权责
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转变“管”学校的思维，树立起以学校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工作机制。学校自主办学，就是学校独立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职责，最终实现依法自主管理教师、自主实施课程，按照章程办学。社会在参与学校办学中实现对学校的监督。
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的方向是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个新型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具体权责应该如何明晰？
曾天山：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我感觉不能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扎扎实实改革、实实在在推进。教育领域管办评分离的内涵，就是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
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加强宏观管理，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坚决实行简政放权，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招生、人事、财务、教学、学术、对外合作等权限。同时，注意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评估监测中的作用，进一步调动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性，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监测教育成效，适时将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之中，作为完善评估监测制度体系的重要运作方式。
杨银付：政府在管理教育中，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运用立法、拨款、规划、标准、规则、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学校是办学的主体，应依法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由学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是对“如何办教育”的核心要求。在评教育方面，就是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形成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在管理—办学—评价的综合改革中，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是上游，是基础性的，是首先需要改革的方面，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上的放权，将为办学和评价上的创新提供空间，牵一发而动全身。办学的改革和创新是核心，从办人民满意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直接提供教育，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是教育政策，学校才直接提供教育，办学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办学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校是教育的细胞，教育改革只有最终落实到学校层面，体现到教师和学生身上，才真正见到了实效。评价的改革和创新也十分重要，评价往往是指挥棒，下游的评价可以反过来带动上游的管理和中游的办学。例如，教育部今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从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5个方面设立20项指标，这可以看作是教育部在管教育，设立了评价指标和评价规则，具体的评价可交给专业机构按照规则去评，而这一评价将反过来直接引导学校更好办学，改变片面应试倾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李希贵：这些年，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要加快制定《学校法》进程，用法律形式确定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这个新型关系，我认为应该这样表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参与监督。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转变“管”学校的思维，树立起以学校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工作机制。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学校，教育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教育局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学校发展服务。学校自主办学，就是学校独立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职责，最终实现依法自主管理教师、自主实施课程，按照章程办学。社会承担起过去政府管理的职能，在参与学校办学中实现对学校的监督。这三者不再是单纯的“管”和“被管”的关系，应该各司其职。否则，教育就会畸形发展。
落实《决定》提出的措施，将给我国教育带来深刻的变革，使教育真正回归到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政府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不再套用行政思维对待学校、管理校长，真正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学校，让学校依法承担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这些改革必将释放出学校的巨大的活力。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中国教育将焕然一新。（记者 俞水 易鑫）
[吕型伟：为教育而生]吕型伟教育是艺术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脑科学促进教育科学化。 ――吕型伟 人物简介：吕型伟（1918年－），浙江新昌人。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上海市省吾中学教师、教务主任。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现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上海市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他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认真研究教育理论。198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2000年获中国第二届内藤国际育儿奖、宋庆龄樟树奖等。撰有《科技发展使传统教育面临重大改革》、《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等论文。著有《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丛书、《中华美德五千年》和《世界美德五千年》等。离休后，他“踏遍青山人未老”，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教育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主持国家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的中小学教育模式实验》。他亲历了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
两年前，草长莺飞的时节，《中国教育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以问答形式采写的长篇特写《“活化石”吕型伟》。两年后，同样又袜携是在春暖花开的芳菲三月，《信息技术教育》杂志再次访问吕老，并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位已是90高龄的著名教育家思维敏捷、言语生动、见解深邃，且记忆力惊人，对于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对其从事教育事业的点点滴滴，都如数家珍。从1936年开始独立办学，到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深造教育学，再到参加地下党开展教育救国运动，乃至解放后不断地进行教育科研活动等等，吕老的讲述让往事如一幕幕经典老片回放出昔日的霁月光风。
七十年与教育相濡以沫
吕老是浙江新昌大明市人，自幼喜欢读书的他，在异常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于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考取了浙江新昌中学的“公费生”，一方面为母亲减轻了生活负担，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开启了此后的人生之路。1935年，年仅17岁的吕老初中毕业，然而此时正值日寇侵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危及，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陶行知、蔡元培等教育大师纷纷提出“教育救国”的 口号 。吕老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感到自己已经识字，可以通过办教育的方式号召大家起来抗日救国。于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血气方刚的他毅然跑到东茗乡白岩村偏辟的山沟里，一个人办起了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免费向村民开放。在这个仅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吕老共收有81名学生，除了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外，他还包教所有学生的语文、算术、常识、音乐、体育等课程。因此，他成了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最繁劳的校长。
就这样走上教育之路的吕老，后来发现教育其实很不简单。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吕老决定继续就学师范，并把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确定为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此后，他不断地学习教育学知识，汲取中外各教育流派的思想，并由此而大大丰富了其个人的教育学理论。1946年，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后，根据上海市委地下党的决定，吕老由杭州来到上海，与其他二十余位大学刚刚毕业的进步学生，一起在上海办了一所中学。校长由当时非常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出任，吕老任教务主任，教师中有三分之二是地下党员。在这期间，他们一面搞地下活动，一面办学，一面在肆明学生中间进行教育，发展党员。除此而外，当时党组织又交给了吕老一个任务，就是主编《中学时代》告雹伏这本杂志。那时还没有结婚的吕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两件事。一直到解放以后，吕老说自己本来有两条路可以走的，一条是办教育，一条是办报纸。办报纸就是后来的《上海青年报》，中央的《中国青年报》，那么当时和吕老一起办杂志的人，后来大多去办了《中国青年报》，而一晚上能写八千字，素有“快笔头”之称的吕老，却偏偏选择了留下来办教育，可见，吕老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怀抱着一颗怎样的赤诚之心啊！
抱定一辈子搞教育的决心，吕老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钻研探索，从中小学教师、校长，到上海市教育局处长、副局长，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再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直至离休后仍不辞辛劳地搞国家的教育课题研究。无论在哪一阶段，吕老均不计其他，教育事业好似他的人生伴侣，七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时至今日，吕老的这种崇高的教学态度仍是当前教坛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许多青年教师在进一步推进教育前行时，还在深刻学习吕老的教育思想，体会和感受吕老为中国的教育发展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情怀。
二十载求创新探本穷源
历经新中国教育发展全过程的吕老，总结70年教育工作的体会时说：“集中起来可以讲两点，第一点是认识到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第二点是认识到教育和人的关系。” 这一结论虽然很简单，但是认识它还需要一个过程。吕老解释说：“因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要为社会方方面面服务，又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教育又要为人的发展服务，所以研究教育必须要了解社会、了解人。”当前社会在不断发展，可以预见的是“信息技术和脑科学肯定会给教育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脑科学促进教育科学化”，这样就会使得“教育更加符合人的发展规律”。
而至于认识这两条规律对于中小学教育教学有哪些指导意义，吕老还说道：“这就涉及中小学的课程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的改革，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甚至涉及学制的改革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没有从这两个根本上去考虑，往往就事论事，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革还需要花工夫、花时间，并且还要提高大家的认识。”“例如，网络现在刚刚开始，将来涉及教材怎么办，课程怎么办，大家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而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却没有从根本上去考虑其和教育的关系。”“另外，人类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农业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思索教育创造了农业时代的教育模式。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开始了近代教育探索，代表人物是欧洲的海尔巴特，后来电气化以后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杜威，他们的教育探索冲破了农业时代的教育模式。那么现在是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当今的教育肯定要冲破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目前刚刚开始，以后会建成什么样子的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得清楚，都在探索中间，我自己也在探索。”
提到这项探索工程，吕老还详细介绍了它的始末。那是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了一个“21世纪的中国中小学教育怎么办”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在世界上来说也是很早的，吕老一接到这项任务，便开始了他的实验，他在全国三个地区北京、上海、深圳选了五所学校，开始探索21世纪的教育模式。从“七五” 到“十五”一直搞了二十年。现在实验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十六个省市、六十多所学校。谈起这二十年的收获，吕老说：“可以这样讲，我们认识到未来的教育是在四对矛盾中间寻找中间地带。”而“这四对矛盾就是每个人的个性的、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同人的社会化的矛盾；每个人的个性、特长发展同中小学这一段确立的共同基础的矛盾；中小学阶段如何处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矛盾；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主体地位之间的矛盾”。首先，“每个人的个性的、自由的、充分的发展这是马克思的话，马克思讲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就是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但是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人不能够不考虑到社会，人的发展假如同社会的发展不适应，那么这个发展也是不好的”。其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特长，因此，教育应有所侧重，但是作为中小学教育来讲，它是一个基础教育，人的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决定了基础教育不能分流”。第三，“人不能什么都经过直接体验，主要学的还是一些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但是直接经验有一个特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直观、深刻，可人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事事都去搞直接经验”。第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不行，但是发挥过多了影响学生的主体作用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研究是要在教育改革中间寻找这四对矛盾的结合点，寻找它的中间地带，从而使这些矛盾能够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和完善教育的不断发展”。
执一生悟人之历经三境
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用三句话概括人生要经历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依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吕老说自己非常赞成王国维的这种对人生几个主要境界的描述，并且也表示有同样的人生感悟。他说：“当时我刚刚走上教育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经历的战火硝烟的侵蚀，全国上下是怎么一个景象，一句昨夜西风凋碧树再形象不过了。独上高楼，我跑到教育这个楼上来，七十年来没有后悔，我不断地钻研教育发展中的四对矛盾，探索信息技术和脑科学对教育的影响，我仿佛就要找到答案，但是还没有完全看清楚，没有蓦然回首的感觉，所以我现在还正处在人生的第二个境界，还在奔忙，还在操劳。”“正像我曾经说过的，教育是一个长征，现在我们已经爬过雪山，越过草地，并且看到延安的宝塔了，但确确实实还没有到达延安，还需要继续努力。”
一席话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耄耋之年的吕老，对于教育事业的追求依然是那样纯真、那样挚诚，一如他七十年前初识教育一般。为了这项终身的事业，他用七十年的热情感染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用七十年的不懈探索激励着我们的教育研究者，他的一生与教育事业紧密相连，他似为教育而生！
吕型伟教育思想选登
“和”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
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
宽松出人才、表扬出人才、榜样出人才。
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
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
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奉献就是教育不能当作商品一样讲价钱，搞买卖做交易。有一位名人说过，当教师最高兴，最骄傲的是学生超过自己,是桃李满天下，这是教师追求的财富，而不能沽名钓誉。
科学就是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唯书、唯上，而只能唯实，不能搞“三浮”，搞形式主义。
艺术就是不能抄袭别人，不能停留在复制别人的作品、前人的作品上，而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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