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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 2、蚂蚁上市成为王者背后，是你没看到的趋势
- 3、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
- 4、互联网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 5、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a股总市值第一的争夺战:股王的历史变迁或许预示着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是受欢迎的中国移动能用新魔法打破“茅台魔咒”吗？，经历了三个时期a股总市值第一的争夺战:股王的历史变迁或许预示着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是受欢迎的中国移动能用新魔法打破“茅台魔咒”吗？：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1.1870—1949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源做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a股总市值第一的争夺战:股王的历史变迁或许预示着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是受欢迎的中国移动能用新魔法打破“茅台魔咒”吗？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侍裂首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老数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
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
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
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
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
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拓展资料: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发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a股总市值第一的争夺战:股王的历史变迁或许预示着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是受欢迎的中国移动能用新魔法打破“茅台魔咒”吗？；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高速成长的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结算网络覆盖了全国各地。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手段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百度百科
蚂蚁上市成为王者背后，是你没看到的趋势
王者代码688688，A股定价也是68.8元，讨尽彩头，说没有特殊优待还真是没人信的。
而这两天的新闻资讯，也大多是围绕怎么从蚂蚁上市这个事捞肉吃来谈的。
比如，说大家打新能打的就要一定唯粗手打，有能力顶格的就顶格申购，上市当日必定大涨一波。
然后就是讨论估值，2.1万亿人民币的市值对应400多亿的利润，市盈率就是50倍左右。
如果把蚂蚁看作金融属性的公司，这市盈率明显是太贵，如果看作是 科技 属性的公司，不算贵得离谱，就是中等偏贵那样。
综合来看，把蚂蚁看作互联网和金融结合的话，目前的估值显然是不便宜的，上市之后涨起来也就更贵了，打新不成的话就不建议盘中买。
再接下来，就是讨论蚂蚁的业务模式，之后还能不能涨之类的云云。
小巴觉得，这些讨论都没什么问题，这里也不必再赘述。
太热的东西咱们一向就是不建议大家去碰的指嫌，这是一个大原则，因为目光聚集之处，人人都抢的，不会便宜，万众瞩目之后自然是回归均值，拉狗的绳子再长也不会断。
但对于蚂蚁上市这个事，小巴觉得大家可以再站高一点，不要眼里只盯着打新买到之后当日卖出，会有大肉签吃，或者蚂蚁现在是不是好价格，要不要买这样的事情。
上市公司本身，不只是可打新套利，躺在页面上的一串串可计算数字。
会说到这个，源于小巴不久前看到东方财富网发的一个视频，讲的是 “A股30年市值前十公司变迁” 。
不同的时代环境下，是不同的公司在发起市值之王的挑战。
90年代是进出口时代，1990年12月上市的世纪星源，是做纺织、印染的服装企业，市值14亿就成了当时的市值第一。
后来平安银行（原名深发展）登顶，成为了中国第一家上市的商业银行。
接着中国宝安（原名深宝安）上来了，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主营房地产。
到了93年，就是能源化工发力，氯碱化工、申能凳脊股份、上海石化，先后上市并成为市值第一。
到了90年代后期，彩电普及，四川长虹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王者。
2000年之后，中国入市，开启新时代。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咱们的重工业还有外贸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钢铁、石油行业诞生了一系列王者。
先是宝钢股份，再是中石化，再后来就是让人傻眼的中石油，2007年一上来就是市值远超的节奏。
中石油还盘踞市值第一8年之久，期间被紧随其后“宇宙行”工行短暂超越过，到了2015年工行正式登顶，成为A股市值最大公司。
到了2017、2018年，茅台问鼎十强，最后一飞冲天，在2020年坐到头把交椅。
如今，蚂蚁一上来就是2.1万亿的市值，直奔一哥去了。
可以看到A股十强榜单是起起落落，但王者之位还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
进出口时代，纺织服装大发异彩，随着轻工业步伐加快，长虹这些成为大牛股。
后来就是资源和金融股，这俩一个掌握着核心生产要素，比如宝钢，两桶油；另一个掌握着资金要素，比如四大行，都是长期占据市值前十。
那个时候正是咱们基建狂魔大爆发的时期，房地产和企业高速发展，也正需要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
要说资金真是很聪明的，2013年能源股中国神华，排名就已经开始大幅后移，而这个时候互联网巨头如腾讯，已经显露头角，市值超过了中石化。
再到后来，消费升级，促进内需，茅台成了王者。
现在，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个新的 历史 阶段，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阿里、腾讯、华为（虽然没上市）之类的互联网和 科技 公司，光芒四射。
而在这几十年的变迁里，虽然指数看似没涨太多，但龙头企业的总市值是在一直增长，从百亿级别到万亿级别，创新高。
其实小巴看着视频滚动，这榜单起起落落的时候还是挺唏嘘的。
1997年长虹成为股王的时候，阿里和腾讯还不存在，到了20年后，这两家 科技 公司已经独占鳌头，但长虹连百名开外都不见踪影。
曾经的传统能源巨无霸两桶油，现在也已经分别跌落。
历史 的车轮经过，拿下市值宝座的各家公司，实际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主流。
又联想到最近华晨 汽车 10亿私募债违约的事情。
要知道这违约的债券背后，站的是一家隶属于辽宁国资委的千亿 汽车 巨头。
2019年华晨中国利润67.6亿，但实际上华晨宝马贡献了76.2亿，也就是说，除掉华晨宝马贡献的利润，华晨其他业务亏了8.6亿。
过于依赖宝马，躺在温床上的华晨 汽车 ，在剥离了华晨宝马之后，自主品牌盈利能力弱，政府又放弃支持，最后导致违约。
没有了适应时代的核心产品，终将逐渐跌落。
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
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
1、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利、智能；
2、线下的各种资源转到云端，实现资源互通；
3、数字经济还可以提高效率。
2021年4月25日发表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称，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十三五期间，数字中国取得重要的成就，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也是全球领先的。数据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如今5G网络已经在逐渐普及，平均网速在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也是在不断增长。
一、生活更加便利与智能
其实我们生活中应用数字经济是很频繁的，我们在不知不觉雀困中就参与其中，生活也因此而改变。我们日常使用的外卖点餐、扫码骑车、扫码付款、网购平台、线上网课、线上办公、视频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带来的变化。我们每天生活中，是少不兄梁了数字经济的参与的。特别是2020年疫情期间，很多线下的行为都改为线上，这其实就是数字经济的变化，这些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二、资源互通，转战云端
以前看书，都是纸质书籍，但是如今基本上都可以从网络上获顷尘念取书籍，资源也开始互通。原本你可能要去书店才能够购买的书籍，如今在网络上就可以在线看。原本你需要找的资料，这些资源，如今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我们搜索资料，搜索数据，也可以从网上轻松获得。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假如你没见过老虎，也没有见过图片，那么你是不知道老虎长什么样的。现在只要在网上搜索，就可以轻松找到相关的图片、视频等等，你不仅能够知道老虎长什么样，你还能知道老虎的叫声等等，这也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改变。
三、提高效率，减少人力投入
数字经济还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人体的投入。这才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导航，比如交通、医疗、教育、农业、旅游等等。线上挂号、扫码取号、扫码取餐，省去了排队的时间，也省去了人力的投入。还有人脸匹配、指纹匹配、DNA匹配等等，提高了有关部门履行职能的效率，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带来的变化。
四、结语
数字经济其实一直在我们生活中存在，也不知不觉影响着我们。以前我们出门带的是现金，如今基本带着手机就可以出门，扫码就可以支付，不用担心现金丢失，存取困难等问题，这都是数字经济带来我们的改变。
互联网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21世纪已经进入高速信息化的时代，手机，互联网等信息终端无时无刻不在干预着我们的生活，据统计，整个中国的手机用户突破5亿，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两项数据均在世界位列第一，如此庞大的信息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不断乱掘取得突破，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新的历史高度。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没有遭遇到地域的限制，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浪潮。新的经济不再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不再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依托，而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而发展高技术又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为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目前经济的分类有这么一种说法：一是朝阳经济，另一种是夕阳经济。多数传统产业已成夕阳经济，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也许，对于某些国家或企业而言，今后的生产对象主要是“比特(Byte)”，而不是具体以原子构成的产品。
信息经济是自9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经济形式。数字革命、互联网、电子商务和通信技术在这种新经济形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加速器。
(一）、信息技术使知识和信息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技术，尤其是微计算机革命和数字化革命使信息资源计算机化，把浩如烟海、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有用、有经济价值的信息。人们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加工处理，以任何方式按用户的要求进行检索和利用，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信息，真正意义上和使用价值上把信息变成资源，进而成了现代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资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经济中的知识性日益明显，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企业中最关键的资产并不是资本而是智力。由于创意、信息和技术越来越成为产品的构成成分，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增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与价格，而取决于所拥有的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新经济的客观现实面前，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把信息作为独立于资本、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一般说来，经济系统活动过程中都有三股流，即由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等组成的物流；由劳动力和其他能源组成的能量流；以及由组织、计划、指导、协调、控制、管理等组成的为达到一定目标的信息流。信息在这里发挥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作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信息流中的反馈信息调节物流和能量流的数量、方向、速度和目标。信息流可驾驭经济系统中的人和物做合乎目的、有规则的活动。在同样的物质和能纯陪纯量的输入情况下，不同的信息输入会引起不同的经济效果，创造出不同的价值，经济系统中的信息可以转变为价值增值的一种手段。
(二)、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更新与改造，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它正在创立新的产业，全面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设计、制造和营销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计算机虚拟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做咐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降低了成本。网络技术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实现跨行业、跨地域、跨国界的合作与集成，逐步走向全球化。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三）、信息技术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与效益。在信息时代，由于知识的大量产生、创新的不断进行、信息的迅速传递、经济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因而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愈益缩短。在信息技术领先的美国，30年来美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一直居世界首位，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比例却由30年前占劳动人口总数的33%减少到17%。再过10年，还将降到12%。到了2020年将只占不到2%。现在一些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厂，几乎已经不使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了。事实上，由于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9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实现高增长、高就业、低通涨，预算赤字减小，利率降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美国联邦政府商业部发表的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年度报告称：信息技术产业是推动美国目前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在过去5年中，虽然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只占整个经济的8％，但美国经济增长的1/3归功于该行业的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惊人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生产、消费、通信和娱乐方式。
二、信息产业的建设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头戏，先进的IT产业将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日本将信息化的成败、IT产业的兴衰与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紧密联系，订下信息化立国目标，力争在5年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韩国认为，21世纪是知识和信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时代，信息化、网络化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大计。欧盟则把建立信息社会与统一欧洲市场和推行欧元等重大项目并列，当作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来抓。
虽然信息化已成为各国的普遍需要，但是各国的信息化战略仍然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事实证明，立足本国或本地区的历史和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不随波逐流，才能在滚滚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下面，我们看一下芬兰这个以信息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个例：
芬兰是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信息技术已融入芬兰整个社会。在近几年的国际竞争力评比中，芬兰一直名列前茅。究其原因，除了芬兰政府长期重视发展教育，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并增加科技投入外，还与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芬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目前已获得巨大效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和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芬兰全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芬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快，其工业劳动生产率在交通和信息产业方面甚至已超过美国。
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已成为芬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目前，90％的芬兰企业已在互联网上建立了网站。芬兰企业普遍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大量有关生产活动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销售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依据，并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目前，芬兰所有工业企业都已广泛使用电脑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绝大部分公司企业也已开始普及使用电脑。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
过去10多年里，芬兰在大力发展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同时，还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其传统的森林工业、金属及机械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国家技术开发中心先后协调和资助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实施智能系统应用计划、芬兰中小企业信息化计划等项目，大大促进了芬兰传统产业的信息技术改造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通过信息技术改造，芬兰森林工业、金属及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得到加强，成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综合体，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在当前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芬兰政府于2003年9月通过了一项进一步发展信息社会的规划，力争通过全社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增强芬兰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消除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全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芬兰政府力求通过这一规划达到以下目标：所有公民都有机会享受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并能有机会学习和掌握利用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芬兰所有的公司企业、团体和组织都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改进其服务并加强其竞争力；各行各业的员工都能具备较高的信息技术水平，确保芬兰不断获得能够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进一步加大在科研和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以确保芬兰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三、我国信息技术的产业战略
我国传统的信息产业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对传统信息新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国家一系列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信息与信息产业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产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信息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不仅需求旺盛，发展迅速，而且竞争激烈，效益提高，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倍增作用与重要地位日益突出，成为21世纪新经济的战略产业。但也不难发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许多领域在国际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在这新形势下，我国要在21世纪进入世界信息产业大国和强国的行列，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推行工业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方针，研究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的发展规律，处理好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统一决策、多层次分级管理、多元化和多样化经营的关系。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发展阶段，又面临着全球信息化的挑战和机遇，发达国家已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建立网络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埋头工业化而置信息化于不顾，也不能脱离工业化现状盲目追求信息化，而应实施“机遇战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引导新世纪的工业向高增值、高竞争力、高信息含量的方向发展，用工业化支持信息化，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物资、能源、资金、人才以及市场。
(二)、分析国内外环境，注重研究和开发，抓好大型企业集团和放活中小企业相结合，运用市场机制与依靠政策法规相结合，加强协调，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与结构。
收集技术、市场等信息，分析国际国内影响各部分信息产业发展的环境变化，捕捉机遇，供宏观决策和微观经营参考。这种工作在我国相当薄弱，亟需加强。增加研究和开发费用，加强研究和开发力量，使企业逐步成为研究和开发的主体。
在信息产业中既有竞争性产业又有基础性产业。对前者而言，引入竞争机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后者而言，近几年来的国际经验表明，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也是提高服务质量、抑制价格上涨的有效手段。过去被认为是“天然垄断”的行业，由于技术变革和市场变迁，现在已开始程度不同地加入竞争行列。所以，运用市场机制对发展信息产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反映市场规律的政策法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和十分重要的。因为政府在信息产业发展全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协调，市场是不会自行发挥正面作用而无负面效应的。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合理，协调必须恰当。同时，这种干预和协调要及时、灵活，并富于弹性。任何盲目指挥的后果不会亚于市场的失败。政府是帮助而不是代替企业，解决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在全球生产链中找到本国产业的定位，积极扩展本国产业的营销渠道，并根据世界行情不失时机地调整本国产业的相应结构。
(三)、从领导、规划、管理、政策等各方面，积极加强信息产业的薄弱环节，即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其与信息产业其他部分发展相适应，并逐步发挥它对信息产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信息服务业包括数据库服务、软件服务、网络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行业，它们在整个信息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未被我国社会各界所充分认识。信息产业的其他部分都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惟有这一部分处于多头分散管理以至无人管理的状态。由于信息产业各个部分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等部门开始把业务范围向信息应用服务或信息增值服务延伸，出现“电子信息产业”和“信息通信产业”等新称谓，而且这两个部门在数据联网服务的领域相互交叉重叠，有所争夺。事实上，信息服务业同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别。为了遵循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推进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理应有单独的管理部门。同时还应加强组织领导和统一规划。虽然国家计委的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在规划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国信息协会也对加快信息服务业发展问题多次呼吁和写报告，但是由于没有对口的管理部门，全国性的业务协调和规范化管理以及有关投资、财税、信贷、资费（价格）等等政策扶植，迟迟难于落实而告吹。信息服务业滞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短期内似乎不甚明显，但时间越长后果的严重性将越来越清晰。因此，需及早解决信息服务业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四)、人才为本，教育为先，为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曾大规模培养工业化所需的人才，并源源不断地从其他战线向工业战线输送人才。当时的一个口号是，“要造就一支产业大军”。那么，在现今信息化启动时期，我国同样需要高瞻远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为信息化所需要的发展信息产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上，应适当增加信息科技、信息工程、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等院系。在信息产业的各部门和单位内，应大力加强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在企业实践中，应物色和造就一批信息企业家。同时，还应创造条件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使他们致力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合理规范信息产业领域各类人才的流动，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发展信息产业效劳。
信息产业是21世纪的战略产业，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一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中的能力和地位。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时代的规律，加速培育自己的信息产业，发展信息经济，使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增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唯岩清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枣如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指前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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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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